《论语》这部书
时间:2012-03-25 21:13:32  来源:秋水情感文学网 作者:  阅读:

  《论语》原本不是“经”

  如今,《论语》已被公认为儒家经典,更甚者称之为“儒经之首”。然而,《论语》原先却没有如此显赫,在长达一千多年的岁月里,《论语》并没有列入儒家经籍之中。

  东汉的王充曾言:“夫《论语》者,弟子共记孔子之言行,……以其遗非经”。《论语》是一部次于“经”的“传”类读物,这是当时天下士人的共识。那么,儒家的经籍是什么呢?是六经,即《诗》、《书》、《礼》、《乐》、《易》、《春秋》。早在战国中期,就有了“六经”之说;到汉武帝时,以五经为钦定学术和官方教材(因《乐》已无经籍文本,故阙如),并设五经博士。汉代的经籍都是用二尺四寸长的竹简书写,而钞写《论语》只用八寸短简,约合现在小32开本书的长度,这不仅是为了“怀持之便”,更因为它不属于经书,按规定不能用长简。

  到唐代,以九经为官学,这九经是《诗》、《书》、《易》,三礼(《周礼》、《仪礼》、《礼记》),三传(《左传》、《公羊传》、《榖梁传》)。《论语》不包括在内。只有十岁以下的童子科,才以《论语》、《孝经》,再加上九经中的一经,作为考试的内容。因此,杜甫当时便有“小儿学问止《论语》”的诗句。

  《论语》上升为儒家之“经”,北宋的理学家二程有首倡之功,程颢、程颐兄弟特别推重《论语》、《孟子》,以及《大学》、《中庸》(它们原是《礼记》中的两篇)。将近一个世纪后,南宋的朱熹继承二程之志,将《论语》等四种书合在一起,并加以注说,著成《四书章句集注》。到元代中期,“四书”被正式定为科举取士的官方经籍,而且以朱熹的《四书章句集注》为唯一的标准读本。元代理学家欧阳玄(欧阳修的后人)因此说:“非程朱之学不试于有司(官府),于是天下学术凛然一趋于正。”

  此后明、清两代,科举以八股文(又称“制艺”)取士,考试题目都出自朱熹的《四书章句集注》。因此,经朱熹诠释的《论语》等四书,便是天下莘莘学子的必读书,朝诵夕念,非读得烂熟于心不可。虽然有所谓“四书五经”(请注意:“四书”已居于“五经”之上)之说,但实际上“五经”已被大多寒窗苦读之士弃置而不顾——“五经”既然不考,遭受冷落也是势所必然。清代有个叫邹汝鲁的,是进士出身,就曾在雍正面前老实承认“不曾读过《尚书》”。进士尚且如此,更不用说当时一般的读书人了。当然,研学穷究“五经”的“通儒”还是有的,但比起如过江之鲫的应试之士来,已是凤毛麟角。

  《论语》就是这样成为了儒家之“经”。

  一部《论语》几人纂

  关于《论语》成书的情况,东汉史家班固在《汉书·艺文志》里如是说:

  《论语》者,孔子应答弟子、时人及弟子相与言而接闻于夫子之语也。当时弟子各有所记,夫子既卒,门人相与辑而论纂,故谓之《论语》。

  这大致合乎《论语》成书的实情。辑录在《论语》里的孔子话语,其中相当多想必是孔子尚在世时,就已是“弟子各有所记”。《论语》里有一则说,有一次“子张问行”,孔子回答之后,性急的子张马上就把夫子的话写在腰带上(“子张书诸绅”)。当然,“接闻于夫子之语”较多的还应是记录在竹简上。弟子们当时记下这些,其意图大概用得上如今常闻的一句话,叫做“认真学习,深刻领会”。但他们当时还没想到要把这些编纂成书,直到孔子逝世之后,弟子们才开始着手做“论纂”的工作。《论语》研究家杨伯峻说:“《论语》一书,既然成于很多人之手,而且这些作者的年代相去或者不止于三、五十年”。传至今世的《论语》总共约一万六千字,编纂竟花了这么长时间,这或许会让人怀疑:怎么可能“效率”如此之低?但杨氏的说法应该是可信的。《论语》记有曾参垂暮而有疾时说“人之将死”的话,而且在《论语》里,曾参被敬称为“曾子”达十六次之多,曾参若在世,当不会同意与夫子同日而“子”,因此,《论语》最终编定应是在曾参离世之后。孔子逝于公元前479年,曾参卒于公元前432年,相距47年,杨氏所说“不止于三五十年”应能成立。

  《论语》最终编定于孔氏学府的再传弟子,而且掌握主编大权的很可能就是曾参的门生,或也有有若的门生参与——有若在《论语》中也被敬称为“子”,但比曾参少得多。冉求虽在《论语》里有两处称为“子”,这似是冉氏门徒所记之词被采录而已,因为我们看到,在《论语》中不乏对冉求的贬抑之语。

  孔门弟子所记录的“接闻于夫子之语”,以及弟子之间或弟子与时人之间的言论、行状,应当远不止于《论语》所编录的这些,可能还有些内容后来被采录到别的书中(如《礼记》等)。

  《论语》中的矛盾

  倘若按现在的书籍编辑规范来衡量,《论语》的编纂恐怕难称“合格”——既没有按时间先后顺序,也基本没有依主题内容来编排,相当多的语录章句不明其“何”——在何时何地、对何人何事,以及因何为何而发,因此不免显得驳杂、零乱而混沌。还有些完全相同的章句,在书中重复出现,若放在今天,某个编辑疏忽于此,这就叫做“低级错误”(但《论语》既成儒家经典,便不能改易了)。

  郭沫若对《论语》曾有微词,他在《十批判书·孔墨的批判》中说:“《论语》这部书是孔子二三流弟子或再传弟子的纂辑,发言的先后次第尤其混淆了,不能不说是一件遗憾。”研究中国古代哲学的美国学者史华慈说:《论语》文本尽管表面上缺乏组织,但从整体上看,实际上传达了一幅连贯的孔子所“向往的愿景(Vision)”。史氏这里虽整体肯定《论语》传达的内容,但他毕竟没有讳言《论语》“表面上缺乏组织”。

  在《论语》中,还存在着显而易见的矛盾,最突出的例语是——

  子曰:“管仲之器小焉哉!”或曰:“管仲俭乎?”曰:“管仲有三归,官事不摄,焉得俭?”“然则管仲知礼乎?”曰:“邦君树塞门,管氏亦树塞门。邦君为两君之好,有反坫,管氏亦有反坫。管氏而知礼,孰不知礼?”

  子路曰:“桓公杀公子纠,召忽死之,管仲不死。”曰“未仁乎?”子曰:“桓公九合诸侯,不以兵车,管仲之力也。如其仁!如其仁!”

  子贡曰:“管仲非仁者与?桓公杀公子纠,不能死,又相之。”子曰:“管仲相桓公,霸诸侯,一匡天下,民到于今受其赐。微管仲,吾其被发左衽矣。岂若匹夫匹妇之为谅也,自经于沟渎而莫之知也。”

  前一则,孔子说管仲器量狭小,又不自奉节俭——因其占有“三归”(市租),下属都不兼职而多冗员;而且不知礼——僭用国君的排场,家里树有门屏,厅堂设酒器之坛。后二则,子路、子贡以管仲的不忠——公子纠被齐桓公所杀,管仲没有为主子殉节,而质疑管仲的仁德.。然而孔子却认为:管仲辅佐齐桓公,九合诸侯,匡正天下,使人民至今受其恩惠,没有管仲,我们都要沦为夷狄,披散着头发,衣襟向左边开呢;管仲怎么会像小老百姓那样不明大义,糊里糊涂地自送性命在水沟里?从《论语》中我们可以看到,孔子很少以“仁”来称赞人,而对有尊王攘夷之功的管仲,孔子非常感佩,不吝赞词:“如其仁!如其仁!”(这就是仁!这就是仁!)可见评价之高非同一般,而这跟前一则对管仲的贬评正相对立。试想一下:管仲若是器小之徒,却又成就九合诸侯、一匡天下的功业,这岂不是自相矛盾吗?当然,对人物的评价前后不一,这种事情常会发生,不足为怪。但问题是:在《论语》里我们无从知道,孔子对管仲褒贬迥然的矛盾说词,哪种在前,哪种在后?前褒后贬,还是前贬后褒,显然是大不一样的。

  《论语》中还有不少矛盾之处,这里再举关乎“大关节”的来说。譬如,《论语》记有完全相同的两则“子曰:‘君子博学于文,约之以礼,亦可以弗畔(叛)矣夫。'”却又分明记录着孔子欲应叛乱家臣公山弗扰及佛肸之召。夫子一方面反复申明“弗叛”,并以此教诲弟子,另一方面却又打算投奔叛乱家臣,这是怎么回事?

  后世的学者看出了如此不一致的矛盾,于是殚思竭虑加以辩说。清代的考辨家崔述以怀疑张禹的人品作为突破口。西汉末期,安昌侯张禹曾将《鲁论(语)》和《齐论(语)》整合为一,定为《张侯论(语)》,学者公认“今本《论语》,来源是《张侯论》”(李零语)。但张禹人品有问题,为保全富贵而不惜附从权势,崔述便抓住这一点,在其考辨中说:“公山、佛肸两章安知非其有意采之以入《鲁论》为己解嘲乎?”这是以张禹的人品及可能的“别有用心”,来质疑孔子欲应公山、佛肸所召之说的真实性。但这不过是崔氏的忖度臆断,而且他也没有事实可以证明孔子欲应公山、佛肸之召纯属虚构捏造。

  更有意思的是郭沫若的辩说。郭氏在《孔墨的批判》中,贬抑墨子为保守、反动,而对孔子极为尊崇,但他崇孔的立场和观点,却跟崔述那样的儒家学者截然相反。郭氏深信孔子欲应召于公山、佛肸之说,因为在他看来,孔子是“同情乱党”、“帮助乱党”的。郭氏写道:“乱党是什么?在当时都要算是比较能够代表民意的新兴势力。”又说:“孔子的立场是顺乎时代的潮流,同情人民解放的,而墨子则和他相反。”“孔子是生在这种革命潮流中的人,事实上他也正在参加着新必然性的控制的。”如此说来,公山、佛肸的叛乱就是“革命潮流”了。因此,对孔子欲应“乱党”公山、佛肸之召,郭氏便深信不疑,且大加赞许。但《论语》中又有君子“弗叛”的告诫,有孔子请讨“弑君者”的记录,对这些郭氏则一概认定是“有心的粉饰”,还说:“矛盾固然是矛盾,但我们与其相信神道碑上的谀词,无宁相信黑幕小说上的暴露。”这种说词有予取予需的实用主义之嫌,令人不敢恭维。郭氏的《孔墨的批判》写于1944年,当时他称赞孔子“同情乱党”、“帮助乱党”,将孔子摩登化、革命化,自有其良苦的用心和现实的意义。然而,三十年后,“《十批》不是好文章”一朝颁示,谕诸群黎,郭老当年的深意和苦心,便忽尔一笔勾销。这又不能不让人要为郭老扼腕叹惜。

  《论语》可贵是真实

  《论语》在编纂上的种种瑕疵,其实是用后人的眼光(编辑规范)看出来的,而对于《论语》的记录者和编纂者,恐怕并不以为那些是什么瑕疵。当时记录孔子言行的弟子们,原先并没有录以成书的意念和谋划,他们大抵是听了夫子某段话,闻知夫子对某人某事的态度,以及同门师兄弟的若干言行,觉得值得记上一笔,于是就记了下来。他们的记录是片段的,零碎的,简约的(这跟当时的书写工具不无关系),没有周密地考虑到每记一言一事,都须写清诸种“何”(如英语里所谓的五个“W”)。后来夫子逝世,门徒收集“弟子各有所记”的材料,或追记有些珍言轶事,并着手进行编纂成书时,就更难厘清有些言行记录的先后次第了,或者他们根本就不觉得有此必要。无论是记录者,还是编纂者,他们当时似乎都没有想得很复杂,不觉得记录、编纂一条条只言片语有支离零碎之弊,当然也不至于有以混沌莫辨为难后人的故意。他们未能以“滴水不漏、无隙可击”作为编纂的律求,因此即使有些章句显得互相矛盾,还是照样收录并置,而不认为有何不妥,想必他们认为那些既然是夫子说过、做过或遭遇过的,就可以也应该如实地录之于书简。

  不过,《论语》一书纵有后人所认为的种种瑕疵,但它有最可贵的一点,就是真实——虽不能断言其百分百绝对真实,也可以说是相当的真实。正如学者王元化先生所说的:

  “我认为《论语》有一种不大为人讲到的优点,即此书编者没有为尊者讳,纵使是一些攻击詈骂,也如实采录,而并不回避。例如,《宪问篇》记微生亩、石门晨门、荷篑者,《微子篇》记楚狂接舆、长沮、桀溺、荷蓧丈人,对孔子的讥嘲指责,如‘为佞'、‘鄙哉'、‘德衰'、‘四体不勤,五谷不分'……都十分激烈,令受者难堪;但编者仍忠实地记录下来,无所掩饰。”

  不仅是王先生说的这些,其他的如前所述孔子欲应公山、佛肸之召——为此疑辨的崔述等后儒,对《论语》如此不加规避的记录,当然是不乐见之——《论语》编纂者也是照录不误,而且里面还栩栩记下子路的非议、夫子的指天发誓。孔氏学府当时的弟子以及再传弟子,对夫子当然都非常尊敬,但他们还没有像后世儒者有那么多的忌讳。试想,假如由过度膜拜而特多忌讳的崇圣之徒来操控编纂,那真不知道《论语》会弄成什么样子!

  尤其可贵的是,《论语》忠实记录了孔子反复申明自己不是“圣人”的真言。子贡有一次对人说“天纵之(指孔子)将圣”,夫子闻知后马上予以断然否定。孔子逝世后,子贡为维护老师的声誉,又说过“仲尼,日月也,无得而逾焉”之类赞词,略显出造“圣”的端倪。然而综观整部《论语》,我们所看到的孔子,是作为一个“人”的孔子,而不是俨然成“圣”的孔子。由此,当然就可以说:《论语》也不是什么“圣经”。

  正因为《论语》得之于孔门弟子的直接记录,而且又是较为忠实地编纂而成,因此,如杨伯峻所言:“如果我们要研究孔子,仍然只能以《论语》为最可信赖的材料。”司马迁当年撰《孔子世家》,就采用了《论语》里的很多记录,而极少取纬书之类神化孔子的怪异无稽之说。所以,在司马迁的笔下,令其“高山仰止”的孔子,还是一个“人”的孔子。

  《论语》不独光大了孔子

  虽然孔子以“六经”为学,以“六经”为教,使“六经”早就成为了儒家经典,但平心而论,使孔子其人其言其行其思广为人知的,不是“六经”,而是《论语》。倘若世无《论语》,孔子的知名度必定会大打折扣。

  语录体的《论语》,在当初可以说是一个独特的文本。《论语》所记录的,涉及到政治、治学、教育、修身、处世、交友和人物臧否,关乎儒家的基本理念,如仁、礼、孝、忠、信、义、中庸,以及历史观、天命观、鬼神观、生死观和贫富观等等。涉猎如此之广,可见孔子其学其思其教之博。但它们都是文字简约的语录,是片段性而不是有系统架构的,是结论性而不是演绎推导、充分论述的。这显然有异于其他的诸子书,比如《墨子》一书,各篇的阐述申论就较为详细,而且有些还有上、中、下互有同异的版本(显然是各弟子记述有异所致)。又如,荀子在其《礼论》中,对“礼”的起源、形成、内容及功用等,做了条分缕析的阐述。而《论语》除了个别章节略有分析之外,绝大多数都只是结论性的,如同格言、规箴。这种所涉颇广却是“吉光片羽”式的语录体记述,其实倒是更益于光大孔子。老子说“大音希声”,《论语》里的一则则“子曰”,虽大都是三言两语甚或一句话(可谓“希声”),却有令人闻之如聆“大音”的妙效。

  正是《论语》这种零碎片段、语焉不详的语录体记述,也为后世学者预留了非常广阔的空间——解说、阐释以至异说纷呈的空间,揣度臆测、穿凿附会的空间,甚至是天花乱坠信口雌黄的空间。历两千余年迄于今日,仍不时有人像“发现新大陆”,动辄以“颠覆性”的所谓“最新解说”来耸动视听,可见这个“空间”现在依然是辽阔无边。曾经有一句有点刻薄的话:“一部《红楼梦》,不知养活了多少‘红学家'。”作为儒家之经的《论语》更是如此,自古以来它造就了一代代大师、宿儒和专家学者,成就了一辈辈寒窗苦读之士的煌煌功名,也孵化出一茬茬食《论语》而丰肥的捷才新秀。由此看来,一部《论语》所光大的,又远不止是先师孔子而已。——这恐怕是《论语》的记录者、编纂者当初未能预想到的。

  半部《论语》治天下?

  还有《论语》记录者和编纂者想不到的——如此一部编录孔子及弟子言行的书,后来被层层推抬到吓人的高度,夸示为具有种种伟力奇功的神书。所谓“半部《论语》治天下”,便是其中堪称极致的“炎炎大言”。当初,编纂《论语》的孔门后学哪敢说这样的大话?他们没人斗胆去对鲁国执政者信誓旦旦说:这部书必定能把鲁国治得太太平平。至于说拿它去治天下,而且只须半部,这样的海话,即使借给他们一百个胆子,想必也没人敢说。

  然而,过了一千多年,终于有过人“胆识”者,言之凿凿,将所谓“半部《论语》治天下”传布于世。这句名言的最早出典是南宋龚昱所编的《乐庵语录》,里面记到他的老师李衡亲口对他说的一段话:

  太宗欲相赵普,或谮之曰:普山东学究,惟能读《论语》耳。太宗疑之,以告普。普曰:臣实不知书,但能读《论语》,佐太祖定天下,才用得半部,尚有一半,可以辅陛下。太宗释然,卒相之。

  李衡是程颢、程颐的再传弟子,如其祖师也特别推重《论语》,他开馆授徒,“教人也,无他术,但以《论语》朝夕讨究”。李衡这里对弟子龚昱说的,是赵普将一部《论语》各用其半——一半用以为宋太祖赵匡胤定天下,还有一半用来辅佐宋太宗赵光义。这个故事的始作俑者未必是李衡,很可能此前就已有这种传说,“但以《论语》朝夕讨究”的李衡当然乐意信其有,不愿疑其无,因此兴致勃勃说给弟子听。七十多年后,南宋罗大经(也是理学信徒)的《鹤林玉露》中,也有与此内容相似的记述。再后来,这个传说故事被简化为“半部《论语》治天下”,由此传布得更为广远。然而,故事虽然美妙,却经不起推敲,早有学者对此提出质疑并加以查究。文史家洪业先生用大量历史材料,作严谨周密的考证,证明所谓“半部《论语》治天下”纯属谎言;他说:“《论语》中有很重要的政治原则,凡为政者不可忽略,但不可用撒谎的故事来替《论语》鼓吹。”

  时至今日,笃信“半部《论语》治天下”撒谎故事的,仍然不乏其人。尤其在所谓“国学热”、“读经热”中,有些热衷人士还不时搬出那个撒谎故事,煞有其事地津津乐道。这种作派既不诚实,也往往事与愿违。直接记述孔子言论、行迹的《论语》,是一部重要的儒家经典,是研究孔子及儒学思想的可以征信的文本,有着可供今人批判地继承的思想文化资源和道德资源,其历史价值、文化价值和认知价值自然不言而喻。然而,“半部《论语》治天下”之类撒谎故事,却无助于真正提升《论语》的价值,相反是对《论语》的一种贬损——因为,吹牛撒谎(犹如今日的虚假广告),对于有真价值的经典,毕竟不是什么光彩,而只能是一种羞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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