蒋介石败退大陆后总结最沉痛的教训:杀人太少
时间:2012-04-09 10:35:42  来源:秋水情感文学网 作者:  阅读:

核心提示:蒋介石败退大陆后总结最沉痛的教训之一竟然是:杀人太少。而蒋经国的个人经历则让其认为,政权的稳固首先在民生。

 

本文摘自:《历史的脸谱》,作者:黄章晋,出版社:《先锋国家历史》杂志社

20年前,蒋经国在台北去世。

蒋经国生命最后几年是在紧迫地与时间赛跑,他要完成的任务太多:国民党的本土化、政治上的民主化、两岸关系的解冻……他在奋力冲刺中死去,输给了时间,但却赢得了历史。

1988年1月13日晚19时,坐在电视机前的大陆观众注意到,《新闻联播》播音员张宏民罕见地穿着一身黑色中山装,表情凝重。他播报的第一条新闻是,蒋经国在台北去世。

当时的大陆观众不知道,蒋经国生命最后阶段开启的民主化大门,使台湾正在发生一场翻天覆地的变化,最终将使台湾成为他们日常最关注的新闻焦点。

20年后的今天,在台湾,蒋经国不曾因时间的流逝而被人淡忘,反声誉日隆。每次民调,对台湾民主、经济、民生等各方面贡献最大的领导人,都是蒋经国。2240万人口的台湾,前往蒋经国暂厝的大溪的凭吊者,每年在100万人次左右。蒋经国执政时期,被认为是台湾历史上社会风气最好、最有希望和活力的时代。

很难找到第二个独裁者获得如此评价。

民主时代的独夫

蒋经国与一般独裁者的巨大差别,其实是专制政权第一代独裁者与第二代独裁者的差别。

蒋介石、蒋经国父子恰好体现出第一代独裁者和第二代独裁者的典型特征。

老蒋保持的是传统帝王领袖作风和派头:从不轻易与人握手,非自家厨师的饮食不吃,矜持、刻板、严肃,能不与民同乐则绝不与民同乐,在公众面前,处处要显示出不凡的领袖气势与风度。

蒋经国则完全是一套亲民领袖的作风。可以与任何人握手,永远满面笑容,永远与民同乐,低调、朴素,吃穿随意,让人认为他是人民一分子。

蒋介石败退大陆后总结最沉痛的教训之一竟然是:杀人太少。

而蒋经国的个人经历则让其认为,政权的稳固首先在民生。

早年在苏俄极端艰苦环境的磨砺,使蒋经国拥有超人的吃苦精神。1950年代台湾修筑中部横贯公路时,参与工地建设的蒋经国与筑路“荣民”同甘苦。渴了,与工人一样嘴对着水龙头喝生水,或直接用炊具打水喝;饿了,随手抓个馒头就啃。其不避险阻更非常人可为:他在架在绝壁上的竹梯上爬上爬下,乘坐绳索加箩筐的简易缆车来来往往。
 

 

蒋经国在年逾六旬接班后,外出视察,饿了直接向小饭馆买个盒饭就吃,这种亲民秀绝非一般政治人物可以做到。即便对蒋氏父子恨之入骨的李敖亦做过统计,1978年到1981年,蒋经国下乡197次,“与民同乐”155天。为视察一条建设中的公路,他竟进山21次。1980年永安矿难,蒋经国挨家挨户慰问。

日后,台湾政治人物竞选前的“全省走透透”,就始自蒋经国。一个独裁者,竟无意中成了日后民主社会政治人物争相效仿的榜样。甚至蒋经国习惯穿着的一身夹克,也成为今日台湾政治人物体察民间疾苦的标准装束。

蒋经国的“十大建设”被认为对台湾起飞居功至伟,这种宏大规划亦为后来者模仿。有俞国华的十四大建设,郝柏村的六年国建,民进党执政后游锡堃的新十大建设。

蒋经国在“十大建设”时有句话曾令后人动容:“我们今天不做,明天就会后悔”。但蒋的“十大建设”带有鲜明苏联计划经济色彩。他在回忆录中即表达过对苏联那些令人印象深刻工程的追慕。熟悉社会主义国家历史的人对此会有不同的观感,因为这类献礼和形象工程,往往不计代价成本和收益,而首长意志往往缺乏科学决策。

蒋经国的“十大建设”亦未能幸免。时任“行政院长”的蒋经国宣布宏伟计划时,“财政部长”李国鼎竟一无所知,但事后必须无条件四处筹款。事后证明,电气铁路工程完全就是一大败笔。但专制政府,任何政府成就都有宣传机器无条件造势,而民主时代,媒体只盯着政府是否犯错。所以,台湾历史只记得“十大建设”。

人们很容易记得专制时代的温情,却忘记当时专制时代为何无法延续。

蒋经国主政时代,台湾全社会在经济、民生等诸多方面持续取得长足进步,对社会的强力控制也在逐渐减弱,但全社会不满之情反而日益滋生。

到了蒋经国生命最后几年,台湾形势渐成一场变革与危机的赛跑,但他的生命猝然终止,他输给了时光。

接力棒到了李登辉手里,经过李登辉早期阶段后,蒋经国的历史任务才告完成。

两个康奈尔的博士

蒋经国的突然去世,将李登辉意外地推到了历史前台。

无论今天人们如何看待李登辉,李登辉在被蒋经国看中时,是个完全无意政治、醉心于学问的学者。他在美国康奈尔大学期间的博士论文《台湾农工部门间之资本流通》,获全美最佳博士论文奖。有人称,如果不是蒋经国,也许台湾又多了一个诺贝尔奖获得者。

1971年,李登辉被蒋经国看中时,他甚至连国民党员都不是。

突然扰乱李登辉学者人生轨迹的,是另一位康奈尔大学博士,此人突然的人生变轨,把李登辉的人生一头撞向了政治。原本毫不相干的两位康奈尔博士,最终殊途同归,成为同一政治目标的不同角色扮演者。

1970年4月24日,美国当地时间中午12时10分,正在美国访问的蒋经国在严密护送下抵达纽约广场大酒店,在这里等着他的是远东美国协会的一场午宴和酒店外几十个举着横幅的台独分子——对这类稀稀拉拉的抗议,见惯了世面的蒋经国早不以为意。

当他在护卫人员簇拥下走近酒店正门时,突然一人从侧边的大理石柱后闪出,朝蒋经国一行大扔传单。此人刚被制止,人群中又冲出一风衣男子,在蒋经国身后不足10米处拔出手枪,大叫“为台湾人报血债冤仇!”紧挨刺客的美国警察闪电般托起其手腕,子弹偏高射入墙壁,刺客未及开第二枪,就与同伙被一起制服。

开枪者被当地警方连打带推地塞进汽车前,响亮地大呼一声:“Letmestandlikeaman!”。风衣刺客是康奈尔大学社会学的博士生黄文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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