蒋介石的外交建树:重获关税自主 收回治外法权
时间:2012-04-09 10:28:44  来源:秋水情感文学网 作者:  阅读:

核心提示:到30年代,民国重获关税自主并在一定程度上控制了中国的财政来源。蒋也结束了俄国、德国及其他一些小列强享有的治外法权,也实质性地削减了在中国城市中外国租界的数量。

 

本文摘自《中国革命的历史透视(第2版)》,作者: 石约翰,出版: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国民党军队继续北进,于1928年占领北京。然后蒋介石在前明与太平天国的首都南京建立了中华民国政府。他把北京改名为北平。20世纪30年代中后期日本大举进犯之前的10年左右时间通常被称为20世纪中国历史上的“南京十年”。蒋与他的民国政府最终未能保持对中国的控制,他本人及他所作的努力经常受到丑化的报道。但民国政权在解决中国的问题方面还是取得了一些进展。

蒋完成得较好的一个方面是他努力结束了军阀统治。他与各位将领做交易,贿赂他们,甚至以武力威胁为最后手段。结果到30年代中期,他得到许多重要军阀的效忠,并在把南京政府的影响扩大到省级方面取得了一些成功。同时,他在一定程度上遏制了前期的战乱。

蒋介石有所建树地承担的其他任务是与帝国主义竞争。他是狂热的民族主义者,竭力反对不平等条约。到30年代,民国重获关税自主并在一定程度上控制了中国的财政来源。蒋也结束了俄国、德国及其他一些小列强享有的治外法权,也实质性地削减了在中国城市中外国租界的数量。

除了对国民党直接有利外,蒋的一些成就同样对其后共产主义领导下的中国有着重要的贡献。他致力于中国统一,从而产生了早期的中国行政和执法机构,为共产主义者保持中国稳定发展打下了基础。同时,民国看到了工业的进步和中国经济结构发展的进步,并加以推动,为支持中国后来的发展发挥了巨大的作用。

尽管有这些进步,但蒋也有较大的倒退,最终削弱了民国,甚至使已经取得的一些进步变得微不足道。他没有想到作为整体的中国革命,没有想到在100多年里发展起来的对郡县时代社会解体和道德空虚的强烈反抗。他的态度,与南京政府的大问题有关,是精英统治论和专制主义的,认为人民需要被引导,对平民不信任,对他面临的一些重大问题缺乏应有的关心。

首先,表现出这种态度的原因似乎与蒋的长期军旅生涯有关。作为孙中山的继承人和国民党的领导人,他并非简单地只是另一个军阀。但他基本上不是一个文明的政治家,甚至不是一个能把军事力量与革命有效地结合起来的领导人。结果,他总是更多地想自上而下地控制社会,而不是动员觉醒民众的力量来复兴国家。

就像与共产党的关系一样,国民党的专制特征以及它的精英治国论也是长期以来中国的缺陷,并且是受西方与日本影响的反映。但在这一时期,由于共产党对革命矢志不渝并且充分动员了民众,因此共产党就坚决反对衰落时期最坏的政治后果。同样,虽然蒋介石可能保留了一些烙在国民党官方意识形态中对经济公正目标的残存的忠诚,但这在他考虑的目标中也是靠后的。最后,当民国政府的总趋势最终变得明确时,它的政权基础却变得日益反动。它开始依靠少数人控制多数人的专制制度来维持统治,这些少数人又都是一些以这种或那种方式满足现状的人。

民国的特征和蒋氏分裂的结果,是南京所追求的国家统一远远没有完成。既然它不是建立在广泛民众运动的基础上而是建立在与军人巨头的妥协基础上,中央政府的影响在省级以下就是薄弱的,常常根本无法扩展到乡村地区。由于同样的原因,南京反帝国主义的程度也受到限制。蒋在某些方面的确是以他的民族主义为骄傲的,但这却成为帝国主义的最悲惨的牺牲品之一。

这样,蒋反对不平等条约的最初影响就是,紧随五四运动之后席卷全国的一系列反对外国势力的运动。这些运动,包括大规模的公开游行示威和对租界以及其他外国拥有特权的领地实施暴力攻击。这些运动使帝国主义为维持他们的地位付出越来越多的代价,使政府在协商中处于有利地位。然而,当国民党的革命热情减退时,蒋就不再支持运用群众政治运动来对外国势力施加压力,他开始反对运用武力对付外国势力,这远远够不上大多数政治活动家甚至是晚清激进分子所应具备的条件。

的是,正当南京政权开始与实权派联系而不是与平民联系时,它也扭扭捏捏地向外国势力靠拢。到20世纪30年代中期,民国的政权基础只是西方影响中心的沿海城市。与在他之前的孙中山一样,蒋与上海的大家族之一宋氏家族结亲,并皈依基督教。当日本开始侵华时,许多在中国的外国人感到政府并没有作出慷慨激昂的回应。蒋最终与日本交战,甚至终止了不平等条约体系。他继续深受列宁主义信仰的影响,认为帝国主义是中国问题的主要根源,但他表达民族主义时经常显得吞吞吐吐,模棱两可,他经常巧妙地吸收消化的知识使这种态度不断得到加强。

除了限制南京政府在国家统一和反对帝国主义的直接成功之外,国民党所突然表现出来的保守主义,也意味着蒋氏政府完全没能实现中华民族广泛需要的、在有效的政治意识形态中的道德权威的复兴。南京方面发现没有什么思想框架能够与流行的马克思列宁主义抗衡,同时也发现这除了对国民党和蒋本人有间接影响外,与政府在30年代声称的权威地位也是不相称的。为了寻找解决方法,国民党在所谓的新生活运动中又制造了正统儒学的炒冷饭式的高度专制主义的新版本。但它自然是与国家的需要、现实的潮流绝对不相宜的,甚至对像梁漱溟这样的人都没有吸引力,梁此时正在试图发展适合时代需要的激进儒学。

然而最坏的是,蒋氏政权没有解决中国民众的贫困和平民的悲苦生活这一国家最紧迫的问题。经济现代化确实在进行,却没有向下层发展。乡村依然是受灾地区,除了上层之外,城市的生活也好不了多少。出现这种形势的许多原因超出政府的解决能力:政治动乱、大萧条和日本侵华的开始。然而蒋却几乎没有关注经济公正的问题,并肯定不能表达他对国家是什么感情。出现这些问题的原因与民国所有的缺点是相互关联的,但最重要的是与它越来越依靠那些利用国家危难而谋利的人相联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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