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担心袁世凯统一中国 曾经多次资助倒袁派
时间:2012-06-23 08:55:39  来源:秋水情感文学网 作者:  阅读:

本文摘自《中华读书报》2012年06月06日13版,作者:程巍,原题:“洪宪元年”与陈独秀的《一九一六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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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16年1月,对当时绝大多数不关心政治也不被政治关心的国民来说,平常得犹如每个月,但对共和主义者、清遗民或复辟论者却是“雾月”。另一些人则不然,他们原本也对现实不满,却从新年伊始的某些迹象看到真正的希望,如陈独秀,他在《青年杂志》发表颇有“新年献词”意味的《一九一六年》,呼唤道:“任重道远之青年诸君乎!诸君所生之时代,为何等时代乎?乃二十世纪之第十六年之初也。世界之变动即进化月异而岁不同,人类光明之历史愈演愈疾。十八世纪之文明,十七世纪之人以为狂易也;十九世纪之文明,十八世纪之人以为梦想也。而现代二十世纪之文明,其进境如何,今方萌动不可得而言焉。然生于斯世者,必昂头自负为二十世纪之人,创造二十世纪之新文明,不可因袭十九世纪以上之文明为止境。人类文明之进化,新陈代谢,如水之逝,如矢之行,时时相续,时时变易。二十世纪之第十六年之人,又当万事一新,不可因袭二十世纪之第十五年以上之文明为满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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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时到底发生了什么在他看来具有深远意义的事,使他竟感此前之历史皆为古史,此后之历史将“万事一新”?他解释道:“自世界言之,此一九一六年以前以后之历史,将灼然大变也欤?欧洲战争,延及世界,胜负之数,日渐明瞭。德人所失,去青岛及南美洲、太平洋殖民地外,寸地无损;西拒英、法,远离国境;东入俄边,夺地千里;出巴尔干,灭塞尔维亚。德、土两京,轨轴相接。德虽悉锐南征,而俄之于东,英、法之于西,仅保残喘,莫越雷池。回部之众,倾心于德。印度、波斯、阿拉伯、埃及、摩洛哥,皆突厥旧邦,假以利器,必为前驱。则一九一六年以前英人所据欧、亚往还之要道,若苏彝士,若亚丁,若锡兰,将否折而入德人之手;英、法、俄所据亚洲之殖民地,是否能保一九一六年以前之状态;一九一六年之世界地图,是否与一九一五年者同一颜色:征诸新旧民族相代之先例,其略可得而知也。英国政党政治之缺点,日益暴露,强迫兵役,势在必行。列国鉴于德意志强盛之大原,举全力以为工业化学是务。审此,一九一六年欧洲之形势,军事、政治、学术、思想,新受此次战争之洗礼,必有剧变,大异于前。”

这倒像德国立场的表述。可德国东西两线之敌“仅保残喘”、英国“政党政治”之“不保”、英国弃自由招募制而改行德式强制征兵制、列国仿效德军使用毒气弹(“工业化学”)等,为何对“中立国”的陈独秀来说,是世界历史的“进化”?即便德国胜,则“英、法、俄所据亚洲之殖民地”——及日本所据台湾和山东——仅“易主”而已,与其“旧主”何干——尽管自欧战开始,德人就一直以此为诱惑阻止中国放弃中立,加入协约国。德人在上海所办中文报纸《协和报》1914年9月12日刊登中国人“汉声”所撰社论,称“目前战祸已渐渐侵及吾国,倘我政府衮衮诸公不力守中立,而贪图外人一时口头禅之小惠,则贻害于吾国者,将不知伊于胡底”。次月17日,又登出德人司克尔“敬告我同受其患之友邦爱国诸君子”的《德之仇中国之敌》,谓“现在欧洲英、法、俄、比四国联合大战德国,而德日两国复在青岛以干戈相见。此端于中国将来诚有莫大之关系。盖德国若战胜,则中国之发达亦可多有利益,而德之仇敌若得战胜,则中华民国可为彼党所破灭”。

而破坏中国中立者,恰为“德之仇”:日军侵占了中国划定的青岛交战区之外的山东其他地区,并以敌国之民视当地中国人。国内强硬派主张对日作战,但陈独秀却于1914年11月在《甲寅杂志》发表《爱国心与自觉心》,指主战派意气用事,“不知国家之目的而爱之则罔,不知国家之情势而爱之则殆,罔与殆,其弊一也”,“不知国家之目的而爱之者,若德、奥、日本之国民是也”,“不知国家之情势而爱之者,若朝鲜、土耳其、日本、墨西哥及中国是也”,“今者民益贫敝,资械不继,士气不振,开衅强邻,讵有幸理”,“而书生之见,竟欲发愤兴师,为人作嫁,其亦不可以已乎”,称其“爱国适以误国”。
 

主战派以陆军总长段祺瑞为首,而总统袁世凯虽视日本为大患,但国力不振不得不暂取忍让,不过当陆军部次长徐树铮趁潍坊中国驻军调防之际以一火车军火资助青岛德军以消耗日军实力时,他暗中认可。日本也一直视袁世凯为眼中钉,担心这位实力派强人完成中国统一,于日本“大陆政策”不利,故在1913年“二次革命”和1915到1916年的帝制运动中资助倒袁派。“二次革命”失败后,江苏讨袁军总司令黄兴的秘书长章士钊流亡日本,次年5月在东京创办《甲寅杂志》。其友陈独秀是安徽讨袁军总司令柏文蔚的幕僚,他起草的《安庆独立之布告》指斥“临时总统袁世凯凶残狡诈,帝制自为,戕贼勋良,灭绝人道,恶贯满盈,人民发指”。革命失败后他闲居上海,与章士钊颇有信件往来。1914年6月《甲寅杂志》登出他写给章士钊的信,历数“国会解散以来,百政俱废”。惟其中“国人唯一之希望,外人之分割耳”一语让主编章士钊不以为然,谓“又何言之急激一至于斯也”。

但《爱国心与自觉心》不只从“情势”评判对日开战之弊,还为日本辩护,说“德人为其君所欺,弃毕相之计,结怨强俄,且欲与英吉利争海上之雄,致有今日之剧战,流血被野,哀音相闻,或并命孤城,或碎身绝域,美其名曰为德意志民族而战也,实为主张帝王神权之凯撒之野心而战耳。德帝之恒言曰,世界威权,天有上帝,地有凯撒。大书特书于士卒之冠曰,为皇帝为祖国而出征。为皇帝其本怀,为祖国只诳语耳”,而“日本维新以来,宪政确立,人民权利,可得而言矣。一举而破中国,再举而挫强俄,国家威权莫或敢辱矣”,还谈到1894年沦为日本殖民地的中国藩属国朝鲜,“朝鲜地小民偷,古为人属,君臣贪贱,宇内无比。自并于日本,百政俱兴,盗贼敛迹,讼狱不稽,尤为其民莫大之福。然必欲兴复旧主,力抗强邻,诚见其损,未睹其益”。循此逻辑,则山东沦于日本,亦非山东之不幸。  1/4    1 2 3 4 下一页 尾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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