哪位皇帝是让中国古代政治趋流氓化的祖师爷?
时间:2014-03-17 10:26:33  来源:秋水情感文学网 作者:  阅读:

核心提示:这个后遗症产生及其释放出来的负面影响,刘邦作为农民起义的祖师爷,是要负主要责任的。

 

本文摘自《倾覆与重构:中国古代农民起义大起底》,作者:顾伯冲,出版: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

政治越来越趋流氓化

这个后遗症产生及其释放出来的负面影响,刘邦作为农民起义的祖师爷,是要负主要责任的。

前面讲过,刘邦手下的将帅过去很多是偷鸡摸鸭、鸡鸣狗盗之徒。例如,樊哙作为刘邦连襟,“以屠狗为事”,他如同大家熟悉的张飞、李逵一样,是个典型的粗鲁蛮横之人,这在刘邦赴“鸿门宴”时更是暴露无遗。其他的官员当中也多有无赖,没有接受儒家的诗书教育,甚至基本的道德修养也都没有。像刘彭离身为封王,即纠合“亡命少年”,“专干一些行剽杀人”的坏事;广川王刘去疾,也网罗无赖少年,专干游猎,并偷掘他人墓葬。这些由市井之徒组成的满朝文武,满地皆可笑之事,与赌场聚所、娼间小处、无赖所居简直无甚差异。汉代的一些皇亲国戚与一般大臣,带有流氓习气者也不乏其人。

至此,我们可以理解,洛阳旧宫内“群臣饮酒争功、醉者妄呼,拔剑击柱”,简直是流氓大聚会,是被胜利熏昏头后的思想冲动,这是下层社会来的“功臣”本性的必然表现。这个被政治冻僵了表情的国家,露出了久违的笑容。

刘邦做了“天子”,流氓活动不再局限于社会生活的下层,而且还是上层政治生活中最惹眼最活跃的成分。在这儿,暴君与臣民构成一种互为因果、互为依存的关系。

后来,中国一个接着一个的封建朝代在农民起义中不断翻版,使中国政治越来越趋流氓化,并且达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由此,以“厚黑学”为面貌,成为封建时代中国政治文化的主流。

长年的征战使农民起义军领袖们深深地懂得,自己的谋与决的正确与否,直接影响到个人、集团的生死存亡、成败祸福,因而人们对谋与决的重视程度,也就可想而知了。这样一来,以实用主义为主要特征的底层文化不断扩散,在战争的运筹和实施过程中,这种带有血腥性质的智慧无意之中也成为了中国的一种文化,并且产生了一种特殊的魅力。


流氓政治原来就是谁兵力强大谁就做“天子”。由此,圣人治国的理想彻底破灭,而流氓权力者却可以利用儒家思想中“礼”制与中庸方法论等理论,要求民众做安分守己的顺民。于是,他们一手以“三纲五常,三从四德”、“天命论”、“认命论”等愚弄麻醉百姓的流氓文化,以维护帝王的统治,让百姓认命,不得逾越,另一手则是像一条冬眠的毒蛇,凶眼一直在怒瞪,血口大张,随时昂首吐舌,欲咬之人。

政治流氓是绝对不会按照政治常规出牌的。他们说话、行事,从来不能出自公心,对民众的疾苦、社会的前途不会有真正的关怀。正因为他们是始终以个人的利益作为立身处世的出发点,所以在不同的政治形势下,对于同一个人、同样的事,采取迥然不同的态度。正因为他们是政治流氓,在政治上非常走运,官越做越大,但在民间的声望却越来越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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