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评明朝皇帝 为何荒淫武宗排第三?
时间:2013-09-10 11:50:09  来源:秋水情感文学网 作者:  阅读:

核心提示:明朝除了明太祖、明成祖不识字的两个皇帝搞得比较好,明武宗、明英宗稍好些以外,其余的都不好。”发表这样的议论,与毛泽东当时对教育和文化界现状不满有关,但也不是随意借古喻今。

本文来源:《中国共产党新闻网》2013年8月28日,作者:陈晋,原题:《毛泽东说“秀才”》

1945年4月,毛泽东在七大上说:“你们看过《三国演义》和《水浒传》,《三国》里有三个国家,每个国家都有知识分子,有高级的,有普通的,所谓穿八卦衣,拿鹅毛扇的就是知识分子,梁山泊没有吴用、公孙胜、萧让这些人就不行,当然没有别人也不行。无产阶级要翻身,劳苦大众要有知识分子,任何阶级都要有为他那个阶级服务的知识分子。……周公就是奴隶主的圣人,诸葛亮、刘伯温、《水浒传》上的吴用,都是封建社会的圣人。”

在毛泽东关于知识分子的言论中,这是比较生动的一段,从中可看出他对事业团队结构的一种认知,即必须“有高级的,有普通的”两类知识分子参与其间。前者通变时势,有大局胸怀,能够从宏观上参与决策,制定战略,实际上已进入事业的领导层;后者是专业性的,即从事文化教育、科学技术和人文社会科学研究的知识分子。对党内知识分子,毛泽东常以“秀才”称之。秀才也有大小之别。毛泽东在前面提到的梁山英雄集团中的军师吴用和善于模仿名人字体的书法家萧让,便分别是梁山上“高级的”大秀才和“普通的”小秀才的代表。

毛泽东对事业团队结构的这种认识,是从历史经验中得来的。所谓历史经验,一是中国传统经验,一是中共党史经验。

先说中国传统经验。

历史上的政治军事集团,大多拥有谋大局的大秀才,帮助集团核心人物作出深谋远虑或当机立断的决策。战国时魏、赵、楚、齐的“四君子”,实际上就是君王的“首席顾问”。这些大秀才为了更好地给君王提供政策咨询,大兴养士之风,甚至有数以千计的门客,多是各有专长的小秀才。最有意思的是《说唐》、《隋唐演义》描写的瓦岗寨集团的那个徐茂公,其原型李勣,真名徐懋功,本为英勇善战的将领,不知怎么一来,在民间却变成了摇鹅毛扇的大秀才。大概是瓦岗寨故事传播过程中,人们感到缺乏一位军师,便把他拿来充任,以后就定了型。传统文化对政治军事集团这种成员结构的期待和认同之深,由此可见一斑。

对事业团队这种成员结构的认同和期待,也反映在毛泽东的读史体会中。他1975年同身边工作人员议论《资治通鉴》时说:“秀才读书多,见识广,可以出谋划策,帮助取天下,治理国家,历代的明君都离不开秀才。”这里说的秀才,自然是大秀才。

三国时曹魏集团的大秀才刘晔,有两件事很为毛泽东欣赏。1966年3月,他在杭州一个小型会议上讲:“曹操打过张鲁之后,应该打四川。刘晔、司马懿建议他打。刘晔是个大军师,很能看出问题。说刘备刚到四川,立足未稳。曹操不肯去,隔了几个星期,后悔了。曹操也有缺点,有时也优柔寡断。”曹操的后悔,说明集团核心人物的决策并非事事皆善,需和团队的建议形成互补关系。毛泽东欣赏刘晔的另一件事,是裴松之在《刘晔传》注里说的,魏明帝想伐蜀,朝臣皆曰不可,唯刘晔私下里表示支持,但又公开对人讲“不可伐”。有人把刘晔的表态告诉了魏明帝,魏明帝感到奇怪,就让刘晔来对质,刘晔看到有对质的人在,一言不发,等没有人时,便奏报魏明帝:攻打敌国,是大谋略,怎么能随便对人讲呢?发兵之前,最要紧的是保密,陛下已泄露机密,恐怕敌国已经知道了。魏明帝明白这个道理后说了一段话:“夫钓者中大鱼,则纵而随之,须可制而后牵,则无不得也。”读至此,毛泽东批注说,“放长线钓大鱼,出自刘晔”,还在《刘晔传》天头批注:“此传可以一阅。”


毛泽东读史,确也发过一些表面看来相反的议论。所谓“老粗办大事”,即是一例。他在1964年3月提出一个观点:“历史上当皇帝,有许多是知识分子,是没有出息的。隋炀帝就是一个会做文章、诗词的人。陈后主、李后主,都是能诗能赋的人。宋徽宗既能写诗,又能绘画。一些老粗能办大事情,成吉思汗、刘邦、朱元璋。”读《明史》,他也有极而言之的感慨:“《明史》我看了最生气。明朝除了明太祖、明成祖不识字的两个皇帝搞得比较好,明武宗、明英宗稍好些以外,其余的都不好。”发表这样的议论,与毛泽东当时对教育和文化界现状不满有关,但也不是随意借古喻今,确实触及到一个规律性问题,即具有统帅之才的集团核心人物,并非只有秀才才行,一些读书不多的“老粗”,也可能会比秀才干得好。但老粗能成大事,恰恰不是因为排斥了秀才,而是重视和重用秀才,并自觉地和秀才们形成互补关系。毛泽东当然没有忽视这一点,所以他对刘邦和张良、朱元璋和刘伯温的关系称赞有加,还说刘备与诸葛亮的遇合,就像是鱼儿得了水。新中国成立初期,主政大西南的邓小平也说过类似的话,他告诫西南干部,离开知识分子不行,知识分子爱当军师,汉高祖有张良、萧何,明太祖有刘伯温。我们不能小看这个问题,丢了他们是办不好事情的。毛泽东对隋炀帝、陈后主、李后主、宋徽宗一干知识型帝王不感兴趣,主要是因为他们脱不掉小秀才的习性,虽肩负治理天下之责,但辨时势、习军政、治官吏,远没有比写诗绘画做文章来得更有兴趣,终不能成为大秀才。

秀才所以成其大,关键在大志向、大胸怀、大见识、大手段,他们重“本本”,但不搞“本本主义”,不把书本知识当“药罐子”,而是紧扣时代的需要来发挥作用,并勇于体验政治风浪,经受得住大起大落、大悲大患的惊吓。知识分子绝不会因为地位高了,权力大了,就会自然成为大秀才的。毛泽东看不起历史上的“书生治国”,在现实中也一再批评“书生办报”,道理或许就在这里。

对于小秀才,如果把他们放在合适的位置,有真才实学而又能够解决现实问题,在毛泽东看来,无疑多多益善。明朝冯梦龙纂集的《智囊》里说到,宣德年间一个叫张恺的监生,做了江陵知县。有大军从江陵经过,要他当天送几百个火炉和炉架到军中。一时筹不起,张恺就集中几百个方桌,让木匠把桌腿锯掉一半,桌面中央凿个洞,安上铁锅送了去。不久,军队又来领取一千多个马槽,他又叫来各家妇女,用棉布缝成马槽形,槽口缀上绳子,再用木桩把布马槽填撑开,喂过马后,又可收卷起来,不管军队前进到哪里,马槽都够用了。毛泽东读后批注:“小知识分子有用。”期赏之心,可以想见。  1/2    1 2 下一页 尾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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