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代男子扮寡妇诱奸良家妇女 前后多达数百人
时间:2013-04-13 22:20:41  来源:秋水情感文学网 作者:  阅读:

核心提示:如谢肇淛《五杂俎》卷八记载:“国朝成化间,太原府石州人桑(羽中)自少缠足,习女工,作寡妇装,游行平阳、真定、顺德、济南等四十五州县。凡人家有好女子,即以教女工为名,密处诱戏,与之奸淫。有不从者,即以迷药喷其身,念咒语使不得动,如是数夕,辄移他处,故久而不败,闻男子声辄奔避。如是十余年,奸室女以数百。”

 

本文摘自《寻根》2009年第3期,作者:陶易,原题:《古代“男扮女装”琐谈》

在我国古代的文献及传说中,“女扮男装”的传奇故事脍炙人口:花木兰代父从军,谢小娥佣保复仇,黄崇嘏赋诗辞婚,以及韩氏女、李杰妹驰骋疆场,孟丽君、冯素贞夺魁科场等佳话广为流传。而我们再考稽历代文献,可以发现也存在许多“男扮女装”的现象。然而两相比较后我们却发现,在“女扮男装”的故事中,主人公大多为动机纯正、行为端谨、可歌可泣的巾帼女杰;而归纳“男扮女装”的事例,除戏曲表演中的“男旦”之外,当事者却多属于动机不轨、举止怪诞、心理扭曲的可鄙可悯之人。我们不妨从历代文献中钩稽若干实例,考察这一现象的不同类型及其背后所折射出的社会历史和文化因素。

在我国古代以男性为主导的社会里,女扮男装的行为是对男尊女卑的世俗观念的一种挑战,是不得已而为之的。在一般人看来,生身为男乃是一种幸运与骄傲,《列子·天瑞》中所称荣启期的“人生三乐”,生身为男就是其中的第二乐。那么在以男为贵的古代社会里,一名男子偏偏要放弃尊贵的性别身份,装扮成女性,妖冶妇饰,这其中如果不是有什么难言之隐或患有异服癖的话,就一定怀有某种不可告人的目的了。

考察古代男扮女装的现象,大致可以分为如下几类情况。

第一类属于宫廷内的龌龊勾当。古代一些作风腐化、心理怪异的君主往往宠爱男色,有“龙阳”之癖。文献记载中有名的男嬖如齐桓公时的易牙,晋献公时的优施,战国魏侯的龙阳君,汉高祖时的籍孺,惠帝时的闳孺,文帝时的邓通,武帝时的韩嫣等。但这些男宠们只是容貌姣好,善作媚态,基本还是男子装束;而到了汉哀帝时的董贤,便不顾羞耻地女装取媚了。《汉书·佞幸传》记载:董贤字圣卿,为人美丽自喜,哀帝悦其仪貌,宠爱日甚,出则参乘,入御左右,“贤亦性柔和便辟,媚以自固”。有一次哀帝与董贤同床昼寝,董贤的身躯压住了哀帝的衣袖,哀帝起床时生怕惊醒了熟睡的董贤,便用刀割断了自己的袍袖。自此“断袖”便成了古代同性恋的代名词。又据王嘉《拾遗记》卷六说:“哀帝尚淫奢,多进谄佞。幸爱之臣,竞以装饰妖丽,巧言取容。董贤以雾绡单衣,飘若蝉翼。帝入宴息之房,命筵卿(按齐治平校注本日:毛校作“圣卿”,近是)易轻衣小袖,不用奢带修裙,故使宛转便易也。宫人皆效其断袖。”钱钟书先生在《管锥编》第二册(《太平广记》第160则)中对董贤身着“轻衣小袖”的说明是:“则亦谓妇服尔。”的确,“雾绡单衣,飘若蝉翼”,非女装而何?

在古代的宫廷之中,不仅帝王妃嫔众多,兼宠男嬖,生活糜烂不堪,就连后妃公主也深受淫靡之风的影响,各类丑闻史不绝书。刘宋时山阴公主置“面首”三十人以及武则天时后宫淫乱的史实是众所周知的。另据《西京杂记》卷二记载:汉成帝时皇后赵飞燕因无子,便借祈祷之名,在宫中别开一室,闲人不得进入,偷偷用一种带帷幕的軿车载轻薄少年,着女子服,进入后宫密室与赵飞燕通淫。每天女装入富的青年男子有十几人,轮番替代,无时休息,然最终赵皇后还是没能生出皇子来。又据《晋书·后妃传》所载,晋惠帝的皇后贾南风身矮而丑黑,性情酷虐嫉妒,生活荒淫放恣。她常使老宫女外出物色少年男子,用帷车密载入宫与之通淫。这些男子事后大都被处死,只有一个贾后特别喜爱的洛阳小吏得以全活。只是这些男子入宫时常以簏箱盛载,是否着女装以掩人耳目,《晋书》并未明言。例以赵飞燕和金代定哥之事,料想亦当如此吧。

金代的海陵王是历史上有名的荒淫之君,他常强占臣下妻女为妃嫔,其贵妃定哥就是他强行霸占的节度使乌带之妻。后来海陵王嬖宠渐多,定哥复遭冷遇,于是不甘寂寞的定哥便暗地里引旧情人闫乞儿入宫。她先以大竹箱装亵衣骗过守宫阍者,然后偷载乞儿进宫,让他穿上妇人衣服,冒充宫女,每天朝入暮出,一连十余日。最后因人告发而事败,定哥与乞儿皆被诛杀。这是《金史·后妃传》所记载的后宫丑闻之一。

 

第二类则属于民间的诈骗行径,即青年男子自幼女装,以教习女工针黹为幌子,出入民家闺阁,趁机骗奸良家妇女。此类案例明代史料中记载较多,可能与当时的社会风习有关。如谢肇淛《五杂俎》卷八记载:“国朝成化间,太原府石州人桑(羽中)自少缠足,习女工,作寡妇装,游行平阳、真定、顺德、济南等四十五州县。凡人家有好女子,即以教女工为名,密处诱戏,与之奸淫。有不从者,即以迷药喷其身,念咒语使不得动,如是数夕,辄移他处,故久而不败,闻男子声辄奔避。如是十余年,奸室女以数百。”后来桑(羽中)的行径败露,被擒送官,他供出了同党十几人,而且都是同一师傅教出来的。最后,这个分散流动作案的犯罪团伙被全部正法了,但该案所反映的行骗手段令人惊异,前所未闻,后世亦不多见。它一方面反映了明代的社会治安存在严重隐患,另一方面也折射出明代民间的享乐奢靡风气。后来冯梦龙在其话本小说《刘小官雌雄兄弟》中,还将此案例改写为入话部分,可见这在明代是一件十分轰动且影响深远的社会新闻。

在明人陆容的《菽园杂记》卷七中,除了有与桑(羽中)案件同类的事例之外,还记载了当时的多种骗婚现象:有以丑女调换美貌者,有以出嫁为名裹挟男家财物逃走者,“又有幼男诈为女子,敷粉缠足,其态逼真。过门时,承其不意,即逸去”者。其中“裹挟男家财物”是至今仍然存在的诈骗现象,明代名日“挈殃儿”,今天称为“放鸽子”,只是新娘都是女骗子(也有被人贩子所迫者)。至于男扮女装的骗婚案件,在今日则基本不复存在了。  1/3    1 2 3 下一页 尾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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