丛日云:当代中国激进民族主义兴起的原因
时间:2012-12-01 11:45:06  来源:秋水情感文学网 作者:  阅读:




  [2] 参见Cong Riyun, Nationalism and Democratization in Contemporary China, in Journal of Contemporary China, Vol.18, Number 62, Nov. 2009, p.832.



  [3] 人们经常用“狭隘”、“极端”、和“激进”等词汇来形容它。说它“狭隘”,强调它在认知上的片面性;说它“极端”,指它在价值取向和态度情感上的远离中道;说它“激进”,强调它的主张和行为方式上鲁莽暴烈。



  [4] 关于当代民族主义兴起原因的分析,可参见任丙强:《90年代以来中国的民族主义思潮》,载乐山主编:《潜流——对狭隘民族主义的批判与反思》,华东师大出版社,2004年,第10~14页。陈彦:《民族主义诱惑与认同危机》,载《当代中国研究》,2006年第1期,总第92期。



  [5] Edward Friedman, A Comparative Politics of Democratization in China, in Journal of Contemporary China (2003), 2(34), p.109.



  [6] 民族主义者信誓旦旦地维护民族利益的行为经常让人啼笑皆非。在中国加入WTO的时候,有的民族主义者在网上将其比作袁世凯卖国的“二十一条”。加入WTO后中国经济的强劲增长和向外扩张,使这种说法不攻自破。如有的学者指出的:“令人不解的是,在‘中国制造’的商品以低廉的价格摧毁着昔日西方列强的关税壁垒时,我们的民族主义者仍然保持着对全球化的恐惧和仇外心理。”赵敦华:《为普遍主义辩护——兼评中国文化特殊主义思潮》,载《学术月刊》,2007年5月,第39页。



  [7] 我们可以回忆一下,在1980年代中国刚刚开放时,与西方文化的差距更大,所谓“文化冲击”(culture shock)更为强烈,但在当时,开放是政府极力推动的,所以在民间也没有出现剧烈的文化冲突。目前,大多数年轻一代人,包括民族主义者,都喜欢西方文化。而大多数文化民族主义者,在对外关系上,表现得都比较温和。



  [8] 根据亨廷顿,中华文明与伊斯兰文明一样是与西方文明“冲突性较重”的文明。See P. Huntington, The Clash of Civilizations, Remaking of the World Order, A Touchstone Book, Simon & Schuster, New York: 1997, p.245.另见中译本:塞缪尔·亨廷顿:《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周琪等译,新华出版社,1998年,第274页。



  [9] 亨廷顿将中华文明与伊斯兰两种文明并列视为西方文明的主要敌人,这是对中华文明特点的不了解。中华文明不是西方文明的敌人,而是竞争者。



  [10] 根据学者的们研究,“中国”这一术语在中国传统语言中从未用来指中华民族或中华文明。它在不同场合分别指“首都”、“领土”、“夏朝的领土”、“中等国家”、“国家的中心”等。“民族”和“中华民族”概念也不见于传统文献。前者由梁启超在20世纪初从欧洲引进,后者源于明治时代日本人的用法,于1895年引进中国,用来指汉民族。See Suisheng Zhao, A Nation-State by Construction, Dynamics of Modern Chinese Nationalism, pp.45-46.



  [11] See P. Huntington, The Clash of Civilizations, Remaking of the World Order, p.44. 中译本见塞缪尔·亨廷顿:《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第28页。



  [12] 民族主义按其本来意义,是要求族群的(ethnic)边界与政治共同体边界的同一,在这个意义上,中国民族主义对“多民族国家”的认同包含着深刻的内在矛盾。按照盖尔纳的理论,即使它是一个“有效的民族主义”,它也会面对“N种潜在的民族主义”的挑战。参见厄内斯特·盖尔纳:《民族与民族主义》,韩红译,中央编译出版社,2002年,第3、59、601页



  [13] 中国人对他人的歧视一般不是根据其族群身份、肤色、宗教信仰,而是根据其实际权力地位的卑下、经济上的穷困以及某种生活习惯(如懒、脏)等。



  [14] 令民族主义者非常尴尬的是,如果像他们那样模仿西方走现代民族国家建构的道路,结果必然是中国多民族国家的解体。



  [15] 研究发展中国家政治的专家亨廷顿,“权威的合理化”,“即以单一的、世俗的、全国性的政治权威取代各种传统的、宗教的、家庭的和种族的政治权威”,是政治现代化的首要内容。亨廷顿:《变动社会的政治秩序》,张岱云等译,上海译文出版社,第37页。



  [16] 亨廷顿也把共产主义国家视为“高效率而非虚弱无能的政治体系”。亨廷顿:《变动社会的政治秩序》,第1页。



  [17] 1969年珍宝岛事件后,整个1970年代,中国将苏联视为现实中的头号敌人,与此同时,媒体和教育中也突出强调俄罗斯对中国犯下累累罪行。不过,当代年青一代的民族主义者对之所知甚少。



  [18] 那个时代的爱国主义与国际主义教育都是以阶级斗争立场为基点,两者都包含着阶级仇恨的成分。前者是对国内阶级敌人的仇恨,后者是对西方国家统治阶级的仇恨。所以它与传统的世界主义和当代的全球主义不同。由此种国际主义转向后来的民族主义是很自然。由于阶级意识的淡化,仇恨的对象由西方的统治阶级和政府扩及整个国家民族。



  [19] 笔者对学生说,你们的爷爷受过日本人的伤害,有的与日本人战斗过,他们的亲人可能被日本人杀害,有的人身上还有日本人留下的伤疤,但他们已经与日本人握手言和。而你们的父辈又推进了中日友好。为什么到你们这一辈——孙子一辈,仇恨的火种重新燃起呢?你们为什么因为他爷爷对你爷爷所做的事情,就和他孙子算起历史老帐呢?  6/9   首页 上一页 4 5 6 7 8 9 下一页 尾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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