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接班人”心态导致嘉庆错失最后的改革机会
时间:2012-11-14 13:37:43  来源:秋水情感文学网 作者:  阅读:

 

 

教育式的反腐,其实是缘木求鱼。因为大清王朝此时的腐败是典型的制度性腐败。

僵化的财政制度、失灵的监督体系、贪渎文化传统是嘉庆时政治腐败的三大原因。其中最主要的则是财政制度。如前所述,从雍正时期到嘉庆时期,由于美洲白银大量流入,大清物价上涨了三倍。按道理,物价上涨之后,官员俸禄起码也应该同步上涨。然而自雍正养廉制制定之后一直到嘉庆年间,乾隆和嘉庆以“守祖制”为由,没有给官员们加过一次薪。乾隆五十八年马戛尔尼使团的副使英国人斯当东对此看得很清楚,他说:“最近一个世纪以来,大量白银从欧洲流入中国,因此中国物价显著提高。物价提高了,但官员们的薪金仍然是固定的,这就使他们的收入同应有的开支比例失调”,“中国官吏的薪金不高,使他们容易接受礼物的引诱”,“据说大部分衙门里都还有贪污,中国官吏薪俸很低,但许多贪官污吏可以弄到巨大家产”。因此,要解决腐败问题,就要与财政改革结合起来,摆脱祖制“不加赋”的桎梏,大幅增加财政收入,通过给官员加薪,把灰色收入变成白色收入。

然而,嘉庆皇帝坚决反对财政改革。

他害怕增加税收会造成社会不稳定。明代万历皇帝为了战争加派“三饷”,剜肉补疮,动摇了大明帝国的根基。所以,清朝历代皇帝一再强调,明朝不是亡于崇祯,而是亡于万历。这一点,嘉庆印象非常深刻,所以他决心凛然恪守“不加赋”的祖训。不但不加赋,甚至由于经常豁免灾荒地区的税收,嘉庆年间的税收比祖制还有所减少。虽然人口增长了近一倍,但嘉庆十七年的田赋、盐课、杂赋收入,只有4,004.4万两,同乾隆十八年相比,前后六十年间只增加6.3%。财政收入严重入不敷出。

治理财政困难,嘉庆皇帝的方针是大力提倡节俭。他在嘉庆十年说到:“朕惟厚生之道,在乎节俭。国家重熙累洽,生齿日繁,日用所需,人人取给,而天之所生,地之所长,只有此数。若再性好奢华,不思撙节,势必立见匮乏,何以保生聚而庆盈宁?…当自知谨身节用,崇尚简朴。”也就是说,大地上所能出产的物品是有数的。人口比以前增加了,能分到每个人身上的物品就减少了。所以道理很简单,在人口增长的形势下,每个人都必须以节俭为尚,社会才不至于起冲突。他以身作则,希望文武百官能够效仿,使百姓的生存之资不被过分的剥夺,留有一线生机。所以,他的节俭不止是私德,而且是治国大法。

可惜,这种做法,后来证明对解决财政困难作用不大。

 

 

解决人口问题,一个重要的手段就是发展工商业。可是嘉庆皇帝却毫不犹豫地掐断出现在他眼前的任何一根工商业之苗。

其实,康雍乾时代几任皇帝除了鼓励垦荒等传统型政策外,已经在东南沿海某些省份采取了一些富有近代性内涵的新政策。

雍正年间,中国人口压力最大的地区之一是东南沿海福建和广东两省。为了解决百姓生计问题,雍正解除了南洋贸易之禁。闽广等沿海省份华商前往巴达维亚(今印度尼西亚雅加达,当时为荷兰统治)的贸易重新兴旺起来,从而解决了与外贸有关的那部分人口的生计,同时,对南洋贸易又带动了东南沿海地区外向型手工制造业的发展,也吸纳了部分过剩人口。

乾隆则在雍正的基础上,解除了广东的矿禁。让民间力量可以开采铜矿,以吸纳剩余人口。广东解除矿禁标志着清代国家产业政策一次具有某种崭新意义的重大调整,其影响远远超出广东一省。18世纪初期中国闽广地区在人口压力下最先出现的解除海禁和矿禁,从某种意义上讲,可以看作农业社会的中国迎来工业文明的一抹熹微曙光。

如果嘉庆能在雍正乾隆的基础上继续解放思想,这一抹曙光也许会演变成朝晖。

然而,嘉庆帝是坚定的禁矿者。稳定是他心中的头等大事。他这个问题上是毫不动摇的。

嘉庆四年四月十九日,皇帝下旨说,宛平县人潘世恩和汲县人苏廷禄,向地方官要求在直隶邢台等县开采银矿。这个事可不可办?今天我表个态。

皇帝说,开矿不是小事。开矿需要聚集众人,经年累月。以谋利之事,聚集游手之民,聚众闹事,势在必然。即使是官方经营,也难以约束这么多人。如果听任一、二个老百姓,集众自行开采,更是非常危险。

皇帝说,朕广开言路,不是要开言利之路。国家经费自有来源,怎么可以穷搜山泽之利呢?

潘世恩、苏廷禄这两个人,以开矿为由,思谋其利,实属不安本分,俱令押送原籍地方,交地方官严行管束,不许出境闹事。给事中明绳官员竟然把这样不合规矩的事上报给朝廷,明显是受了这两个人请托,希望事成之后,分肥利已,实在卑鄙,必须严加惩处。

凡事以稳定为最高目标,导致嘉庆做出了这个错误决策。这一决定,是对雍正、乾隆时期新政策探索的开倒车。它堵死了大批剩余劳动力的出路,加剧了社会动荡。

 

缘木求鱼

 

 

如果综合评价起来,嘉庆帝可能是清代帝王,甚至中国历代皇帝当中私德最好的。

他是个禁欲主义者,不给个人享受留一点空间。甚至到木兰围场围猎,都完全是“遵守祖制”的需要,而不是因为自己喜欢打猎。他严格按照先祖们的时间、路线,一点也不走样,打上两件东西,就立刻赶回去看奏折,绝不因景致优美而多耽搁一刻。“欲望”在他看来是最危险的东西。他的一生,从没有被声色、珍玩、不良嗜好所迷。

他也是清代除了康熙以外最有人情味的皇帝。他心地确实很善良,也很善于用小细节表现自己的爱心的温情,为自己营造一个“亲民”、“仁慈”的皇帝形象。

每次出巡路上,只要遇到百姓拦轿喊冤告状,他一定停下来,细细询问,批示有关部门迅速办理。他说,老百姓敢于拦御轿,那么一定是有比较大的冤屈,我再劳累也要及时处理。东巡盛京时,他甚至还亲自审问民案,为百姓做主。

他待人非常平易。有一年提督湖北学政杨怿回京觐见皇帝,正值酷暑,皇帝正挥扇不止。一见杨怿进来,皇帝立即将扇子放在—边,非常详细地向他问起地方上的种种情况,虽然汗出如雨,浸透纱袍,皇帝却没再拿起扇子。因为按体制,大臣在皇帝面前不可以挥扇,所以皇帝宁愿与大臣同甘共苦。杨氏晚年回忆录中写到此事时,仍然感动得痛哭流涕。  6/9   首页 上一页 4 5 6 7 8 9 下一页 尾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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