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接班人”心态导致嘉庆错失最后的改革机会
时间:2012-11-14 13:37:43  来源:秋水情感文学网 作者:  阅读:

洪亮吉在乾隆时期,就以大胆敢言闻名,在嘉庆求直言的鼓励下,他上了一个言辞激烈的奏折。在奏折的开头,洪亮吉就语出惊人:大清王朝现在出现的问题,根子在乾隆时期。今天的大清国政治之败坏,已经百倍于十年二十年以前,大清王朝已经越来越近地滑向了悬崖边缘。洪亮吉描述当今的社会现实是,国家“风俗则日趋卑下,赏罚则仍不严明,言路则似通而未通,吏治则欲肃而未肃。”此时的大清王朝,“各省官员,贪者十居其九。”与朝廷宣传的相反,大清王朝的绝大多数官员现在都是坏的或者比较坏的。腐败之癌已经到了晚期,癌细胞扩散到了全身。天下大乱,指日可待。

洪亮吉说,皇帝的“新政”,手段又过于“仁柔”,惩贪表面上轰轰烈烈,但查处的都是撞到枪口上的倒楣蛋。由于监督体系实际上已经失灵,国法对于贪官们已经没有什么约束作用:“国法之宽,及诸臣之不守国法,未有如今日之甚者!”。因此,洪亮吉提出乱世需用重典,人心懈怠之极的情况下,必须痛下杀手,加大惩贪力度。现有行政官员,大部分都要淘汰,大批起用新人进入官场。只有这样,大清才能有希望。

这封奏折让皇帝十分震动。内心深处,皇帝觉得洪亮吉的许多话说得不无道理。可是,皇帝坚决不能同意洪亮吉对大清政局的整体判断,尤其反感的是洪亮吉的遣词用句和表达方式。

在皇帝看来,大清社会现在确实是面临了许多严重的问题,但这些问题毕竟是局部的,暂时的,可以克服的。即使从乾隆晚期算起,大清的统治成绩仍然是主要的,老百姓的生活基本上是温饱的。否则就解释不了为什么大清王朝能够平定白莲教,为什么经历了战争,人口仍然创了历史纪录。洪亮吉这个奏折的最大错误,是宣称大清朝廷的官员十有其九都是贪官,是认为大清政局的腐败已经到了让老百姓无法生存的地步,所有祖制旧法都要推翻。这是“公开诋毁乾隆以来大清取得的成就”,不但彻底地否定了自己,也彻底地否定了父皇乾隆,甚至还变相地否定大清列祖列宗。嘉庆认为,这是一个极其错误同时也极其危险的思想化身。如果说大清天下已经一团漆黑,那岂不是说明大清如大明一样应该被人推翻了?

因此,这封奏折表面上慷慨激昂,正义懔然,实际上是一个极为危险的信号。它的出现,说明在大清社会出现了一股试图彻底否定大清历朝统治成绩,进而否定爱新觉罗家族统治合法性的异端思潮。洪亮吉在上这个折子之前,已经把底稿广为传抄和散发。这在皇帝看来,无疑不是一个善意的举动。在专制政治中,有些话,皇帝可以说,大臣们不能说。有些事,皇帝和高层可以知道,普通百姓不能知道。虽然皇帝比任何人都清楚大清王朝的腐败已经到了什么程度,但是他绝不愿意把大清的病状向世人公布。洪亮吉的这一奏折,无疑是一份着意制作的宣言书。

做为一个成熟的政治家,一个时刻以大清王朝的“安全第一”为念的守护人,皇帝对这样的苗头当然不能放任不管。他从洪亮吉奏折中的几处小小措词错误入手,抓他的小辫子,把他发配到了新疆。

洪亮吉案的发生,实际上标志着“嘉庆新政”的终结。这一案件的发生让他十分警省。他认为,正是他“不自量力”,“妄更成法”,“自以为是”,才导致了这个危险苗头的出现。如果按照“新政”之路走下去,最终的结果势必是洪亮吉这样的“全盘否定派”得势,大清王朝必然走上一条“邪路”。

痛定思痛,与洪亮吉建议的大动干戈相反,他最终选择了中国传统式的气功加太极的保守治疗方式。他采用东巡的方式,来宣布“守成”思想,就是要告诫满朝大臣,对于大清这样一个奄奄一息的病人,千万不能乱搬乱动,乱下药方。这样的重病病人,唯一可取的治疗方案就是“徐徐进补”、“固本培元”,用温和的药物一点点滋润这具干枯的病体。这种疗法一需要极大的耐心,二需要对症的补品。耐心他自信是他的长处,而补品他手中也有,那就是用来“培植正气”的一系列“祖宗心法”和“圣人之道”。

 

守成种种

 

 

“守成”的大方向一定,那么,各种具体措施就应运而出。它们就像一套套早已经准备好的工具,整整齐齐地摆在祖宗留下的工具箱里。

皇帝每日早起洗漱之后,别的事放在—边,恭敬端坐,阅读先朝《实录》—卷,除巡狩斋戒外,天天如此,寒暑不间。

针对腐败问题、财政问题、人口问题,他一一根据祖先们的遗训,提出了一套中规中矩的治理方案。

在运动式惩贪失败后,皇帝认识到,仅仅靠杀头已经解决不了问题。他把反腐的重心放到了教育上。皇帝扭转官场风气的主要办法是选拔清官,通过榜样的力量来引导人,教育人,启发人的天良。

他在自己所做的《才德说》中明确宣布了他选择人才的标准:“夫才德全备之人上也;德优于才者次也;才过于德者又其次也。德优于才犹不失为君子,若才过于德,终恐流为小人矣。……宁可使才不足,不可使德确歉也。”

皇帝同意洪亮吉的说法,即现在官场作风非常之坏。但是,皇帝认为,通过思想教育可以扭转风气。皇帝说,“小民皆有天良”,官员自然也不例外。之所以有“恶者”,“贪者”,根本原因在于“教化不行,不明正道”。抓好教育,官员们就能保持住“天良”或重新人性归善。因此,选好朝廷的中枢大臣,树立一系列良好的榜样,上行下效,来带动整个朝廷政治风气的转变,是他整顿吏治的核心思路。

嘉庆一朝的中枢大臣们,突出的特点是道德操守不错,办事谨慎小心。乾隆留下的老臣王杰因“忠清直劲,老成端谨”被嘉庆十分欣赏,称赞他“直道一身立廊庙,清风两袖返韩城”。刘墉也因向称“清介持躬”而得到重用。另一名重臣董诰也是勤慎持正的人,史书称其“父子历事三朝、未尝增置一亩之田、一椽之屋”。戴衢亨则“性清通,无声色之好,办事谨饬清慎。”

然而,他们还有另一个共同的特点,那就是缺乏杰出的政治才华,少有远大的政治目光和创新精神。对于嘉庆一朝严重的社会问题,他们没有一个人能提出略有新意的解决办法。宁用平庸之徒,不用“有才无德”或者“躁进好动”之人,是嘉庆的用人原则。虽然号称法祖,实际上这一用人标准与他的先祖们并不相同。且不说清朝兴起时大量任用“操守有亏”的汉族降臣、叛臣,就是康雍乾时期,皇帝用人,也首重能力,不拘小节,所以才造就了一百多年的辉煌。咸丰年间,大臣张集馨与咸丰皇帝纵谈乾隆年间事,有一段有趣的对话。咸丰说,“老辈督抚要钱厉害。”意思是说,乾隆年间的方面大臣都很腐败。张集馨却认为,乾隆年间,督抚虽不免贪黩,然其才具皆系大开大阖手笔,每遇地方事体,无不举办;今则督抚才具似不如老辈,而操守似亦胜于老辈。这一说法,也适用于嘉庆时期。  5/9   首页 上一页 3 4 5 6 7 8 下一页 尾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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