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人帮”中唯一活着走出秦城监狱的人是谁?
时间:2012-04-22 09:20:49  来源:秋水情感文学网 作者:  阅读:

二、我个人对父亲遗产没有想过继承问题。对于母亲,我长期未尽赡养义务;

三、我接受父亲遗产中属于我的部分。在我服刑期间,我应继承的份额由妻子代管,作为家属去探望的费用、妻子治病和子女学习的费用。
 

 

上海的司法部门,现在已经按照继承法,把姚蓬子遗产交由周修文及其子女姚文元、姚文华继承。这,原本是身处囹圄的姚文元,连做梦也想不到的。

姚文元如今仍在服刑之中。在监狱里,他每天都仔仔细细看报纸,从头版看到副刊,只是再也用不着拿起铅笔写“批示”了。他也爱看电视,尤其是每晚的中央电视台的“新闻联播”节目,他是必看的。据告知,他在狱中完成了论文《论自然科学与哲学》。

姚文元曾“评”过这,“评”过那。如今,如果要评一下姚文元,最妥切的,莫过于他自己在评论中写过的一句话:

“野心会随得志的程度而膨胀,正同资产阶级的贪欲会随着资本积累的增长而发展一样,永不会有止境……”(注:姚文元:《论林彪反党集团的社会基础》,上海人民出版社,1975年3月版,第14页。)

姚文元的结局,如同他在1976年2月1日所写的“精辟之言”:

我手无寸铁,就一支笔,且是铅笔,“打倒”除杀头坐牢之外,就是把我这支笔剥夺掉。

时光如逝水。转眼之间,到了1996年10月6日。这是逮捕“四人帮”二十周年的纪念日。

已经沉默多年的姚文元,一下子就成了海外传媒所关注的新闻人物——因为姚文元被判处二十年有期徒刑,正好这天刑满。

由于我写过《姚文元传》,于是,许多记者便打电话向我询问有关情况。

先是在5日傍晚,香港《明报》记者徐景辉打来长途电话,采访了一个多小时。他详细询问了姚文元的经历。我逐一作了答复。

《明报》在6日报道了我的谈话。

接着,6日傍晚,日本《读卖新闻》记者中津先生从北京打来电话,也是采访关于姚文元问题,问了一些类似的问题。

7日下午三时许,接到法国新闻社驻上海记者刘秀英小姐的电话,很急,要求马上赶到我家采访姚文元情况。

她留着长长的披发,小个子,讲一口不很流利的普通话。我的谈话,她用英文作记录。我拿出《姚文元传》给她看,她说她看不懂中文。

翌日——10月8日早上,她又来,作一次补充采访。

记者们的采访,主要是询问姚文元的生平、经历,也问及他的近况。我只能尽我所知,作了答复。

问:“姚文元在10月6日会获释吗?”

答:“理所当然。”

又问:“会回上海吗?”

答:“有可能。”

还问:“他会完全自由吗?”

答:“我只能以我所了解的陈伯达获释的情况,告诉你:陈伯达刑满的当天,由公安部一位副部长主持,举行了一个小小的获释仪式。当时,陈伯达住院,仪式就在医院里举行。副部长讲了话,陈伯达也讲了话,还有接收单位负责人讲了话。所谓接收单位,也就是陈伯达出狱后分配工作的单位——此后由那个单位发给工资。这仪式不公开报道,但是有人摄影,有人摄像、录音。陈伯达获释后,在家安度晚年。不过,他毕竟是曾任要职,曾是中共第四号人物,所以他家的‘邻居’便是一位公安人员,以保证他的安全。没有得到允许,不许外人接触他。我得到允许,在陈伯达晚年,多次采访了他。我想,姚文元这次获释,大体上会跟陈伯达差不多。”

再问:“你如何评价姚文元获释?”

我答:“姚文元是‘四人帮’之中,唯一一个活着走出监狱的人。王洪文、江青已经先后死于狱中。张春桥虽然仍活着,但是他不可能像姚文元那样获释。张春桥最初判的是死刑,改判缓期二年执行。两年后又改判为无期徒刑。既然是无期徒刑,那也就没有刑满之日。姚文元本是‘秀才’,他在狱中仍坚持写日记。他出狱后,会写作回忆录。尽管他仍处于被剥夺政治权利的状态,在被剥夺政治权利期间,不能出版,但是他会坚持写下去的。”
 

 

在“四人帮”之中,最后一个离开人世的是姚文元。那是在2005年12月23日,姚文元因糖尿病去世,终年七十四岁。

姚文元去世的消息,是在姚文元病故之后半个月,由新华社披露的。2006年1月6日,新华社用简短的篇幅报道姚文元之死:

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案主犯姚文元因患糖尿病,于2005年12月23日病亡。姚文元,男,74岁,于1976年被最高人民法院特别法庭判处有期徒刑20年,剥夺政治权利5年。1996年10月刑满释放。

香港媒体披露说:

新华社的此条消息是姚惟一的官方讣闻,不过港台报刊和国外媒体却多有报道。曾为“四人帮”成员逐一撰写传记的某上海作家说:“新华社消息出来后,美国《洛杉矶时报》等七八家媒体都有打电话来,我没有接到国内媒体的一个采访电话。”他认为,官方讣闻的发布是特意选择了周五的下午时间,因为接下来是双休日,以此避开海内外媒体的注意力。

不言而喻,内中提及的“曾为‘四人帮’成员逐一撰写传记的某上海作家”,显然是指在下。

跟张春桥之死一样,姚文元的离去也引起海外的一阵议论。我在2006年香港《开放》杂志发表文章指出:

姚文元死得不早不晚,“挑选”了一个最敏感的时刻:在姚文元病逝前不久——2005年11月10日,是姚文元在上海《文汇报》上发表《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四十周年的日子。正是这篇“宏文”,揭开了“文化大革命”的序幕。在姚文元去世之后不久,迎来了2006年——“文革”四十周年祭,粉碎“四人帮”三十周年庆。姚文元之死,唤醒了众多中国人对于“文革”的记忆。

然而,2005年12月23日,姚文元病亡,中国诸多年轻人竟然不知姚文元为何许人,问“姚文元是谁”?也有的年轻人听说姚文元是“四人帮”中的一个,便问:“‘四人帮’是哪四个人?”在网上,还可以见到年轻人的种种奇谈怪论:“姚老走好!”“成者为王,败者为寇,死得默默无闻啊!”甚至有人在网上我的一篇关于姚文元的文章上留言:“我党伟大出人才!”  2/3   首页 上一页 1 2 3 下一页 尾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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