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多少西路军被俘将士遭国民党解送青海为奴?
时间:2012-03-25 10:11:31  来源:秋水情感文学网 作者:  阅读:

核心提示:如果把4月6日的六七千人折中计算为6500人,再加上380余和280余,被俘解青的红军就超过了7000人。

 

本文摘自《西路军·生死档案》 作者:冯亚光 出版社:陕西人民出版社

超过7000人

红五军教导总队及卫生队被俘人员湟水,像一条狭长的飘带,由西向东滚滚而来,穿过西宁古城流去,汇入黄河。湟水,西路军将士悲壮与惨烈的见证者,至今依然悄悄地呜咽着。血水,泪水,难道早已逝去?留下的只是沉重的历史?

西路军被俘将士解送青海一共有多少人?

1937年4月6日《青海日报》:“……此次俘获男女共匪六七千人,内有伪参谋长、政治部主任及团营长约17人,迷信共产主义甚深,不易感化已分别枪决外,其余解送到省。”从这条消息看,西路军被俘将士解送青海到4月6日为止已至6000多,其后该报还陆续有所报道。4月7日报道:“俘匪380余名,昨晨由甘州解抵省。”同日又报道说:“男匪280余人,昨由甘州解来省。”4月8日报道:“在甘州搜获女匪14名,于昨晨由甘州派员解抵省。”5月18日报道:“匪伪军长孙玉清等昨押解抵青。”《河西日报》4月27日报道,原西路军组织部部长张琴秋已被“解送青海”。

如果把4月6日的六七千人折中计算为6500人,再加上380余和280余,被俘解青的红军就超过了7000人。

大通公平煤窑

马步芳在吞并许多私窑的基础上,成立了他独家经营的“大通公平煤窑”。煤窑里的工人一是原来私窑上的,二是抽来的壮丁,三是捉来的路人和盲人,四是被俘红军。其中主要是壮丁,因而煤工便被称为“煤兵”了。盲人一般是在井上摇辘轳。

总窑把马如林,经常持有两支手枪,可以任意捕人杀人。每个把头都有单梢鞭、双梢鞭、三环鞭、拱套鞭等多种皮鞭。他们吊打煤兵至死,叫做神仙不落地;把左手和右腿绑起来吊打,叫做凤凰单展翅。此外还有坐板凳、拔断筋、砸骨拐、倒吊葱、鸭子浮水、兔儿蹬鹰、鲤鱼翻身、张飞挂肉等名目繁多的毒刑。

公平煤窑用残酷手段强迫煤兵劳动,并且规定,父亲死了要儿子顶替,哥哥跑了要抓弟弟。实际上,煤兵成了世袭的奴隶。一旦进煤窑当了煤兵,就很难活着回来。当时大通流传着这样的说法:一个老人有两个儿子,一个进了公平煤窑,一个抓去当了兵。人们问老人,你两个儿子到哪里去了?老人回答说:“一个埋了没死,一个死了没埋!”“埋了没死”形象地说明了煤兵的悲惨处境。

独此一家的公平煤窑,垄断着青海的市场,煤的售价往往为成本的10倍,从而获得了巨额利润。据一般估计,它每年可赚银币50万元,成了马步芳掠夺人民聚敛财富的一个重要基地。

苏永贵——

我是四川南江县人。部队到达甘肃临洮,我在送信时遇马步銮骑兵,左肩和后颈被匪兵砍伤,昏倒后被俘。我与同时被俘的七名战士一起被押送到河州,经循化、化隆、平安驿等地押到西宁,被送往大通县桥头小煤洞煤窑做苦工。

马匪军将我们八人押送到煤窑,交给一个姓马、一个姓牛的两个副官。煤窑规模不大,只有几十名当地工人和我们八名红军战士劳动。每天弯着身子到30丈深的井下往上背煤,劳动时间很长,每天都在14个小时以上。砸伤、生病,煤窑概不负责。窑长、副官的任务就是监视和看管工人与红军战士。服此折磨摧残人的苦役,仅仅换得一点粮食,维持生命。

1938年底1939年初,我们八名红军战士又被送到乐家湾,编入工兵营。当时工兵营的营长是马德林,副营长是由二连连长提升起来的宋占彪。
 

 

义源工厂

义源工厂是马家军的军需物资制造厂,地址设在西宁东关。生产各种服装以及鞋、袜、鞍鞯、皮件、炊具、毡衣、毛口袋、车马挽具、铁木用具等产品。民国十九年,马步芳只拥有军队4000人,成立陆军第一百师后扩充到23000人,至民国二十七年又扩充到42000人。因之,厂内的工人人数,从140多人增加到1000多人。每人每月工资平均二三十元,但不发现金,多数以青盐顶替,有时也给些茶布之类,作价高于市值30%~40%。民国二十七年11月,冶成荣担任厂长后,为适应军需物资的供应,扩大生产设备,增加了工人。由部队中调来士兵200多人,名义上拨充为工人,实际是进一步对该厂所有工人进行监督,实行军事化管理。原来的车间小组,改为营、连、队组织,强迫工人延长劳动时间,提高劳动强度。

义源工厂厂长吴志明——

马步芳原在化隆当营长,我在化隆开铺子,他经常来买东西,我们比较熟悉。1930年8月成立义源工厂时,马步芳让我当了厂长。

义源工厂开始还有商业性质,给别人做些活,以后随着马步芳部队扩大,需要的东西多了,工厂人又少,就专门为部队服务了。义源工厂开始时100多人,有24盘做衣服机子,到1938年我不干时,人有200多,机器有30盘左右。我不干以后,厂长由冶成荣接替,冶以后交给赵焕然,赵以后又交给马俊寿,一直到新中国成立。

河西战役被俘的女红军被马步芳分配到义源工厂,最早是1936年11月来的,分几批共有41人。她们吃住在工厂,住集体宿舍。因她们没有被褥衣服鞋袜,来工厂后我们给发了被子(羊皮的),三人一床,每人发了鞋袜,衣服实在不行的也给发了衣服。她们到工厂后主要是纳鞋底,纳衬底,装棉衣,锁扣眼等。

这41人中,有三人经我同意找了对象,离开了工厂。一个姓王,叫王世莲,找了义源工厂的一个铁匠;一个姓什么记不清了,找了该厂的石印学徒工,新中国成立前死了;还有一个姓陈,好像是个大学生,有二十二三岁。她曾要求我准她回湖北老家,看望老母亲,说她母亲80多岁了。我没有同意,怕马步芳追查。我给她出了个主意,说找个对象离开义源工厂我就不管了。她后来找了马步芳的汽车司机袁师傅。我开始不敢同意,经请示马步芳同意后,通知他们可以结婚。他们结婚时,因我和袁师傅熟悉,给姓陈的女红军送了一套衣服和一床被子。听说他们结婚一个月左右就走了。

有一次,马步芳通知我,叫剩下的38个女红军停止干活,收拾一下到别的地方去。三四天以后马有侠来领这38个女红军。一个月以后,有一天我见到马有侠,问他把她们送到哪儿了。他说送到西安胡宗南长官公署,还说路上一人生病死了。

义源工厂厂长马俊寿——

1944年到1949年我在该厂任大队长、厂长。该厂是以供应马步芳各部队被服鞍鞯为主,兼制昆仑中学及各小学学生冬夏服装的综合性军工厂。

厂长直接领导三个大队,每大队分三四个连,每连分三个排,每排三个班。各级均以大队长、连长、排长相称,都有军衔。每大队人数400—500不等,以军事编组进行生产。

工人来源,以河西酒泉平民学校为基础,各部14—15岁的不能当兵的小兵和藏民娃、哈萨娃等组成。与1937年被遣送的红军战俘统统组成各种产品的手工生产徒工。

1944年到1949年,被俘红军剩有侯进忠、董朝兴、马友仁、曹喜武、刘秉贵、袁庆德、刘X。刘XX长期病休中,乘机逃跑了。被俘红军战士分别编入军鞋、皮革等生产工序。

陆军医院

陈世英——

我在高台被俘,同时押解西宁的女同志有杜桂英、王兰英、李志真、冯有连、张文秀、张桂兰、张茶清,还有三个不知姓名的男同志。当时年龄都很小,一般在12—17岁之间。最小的张文秀只有12岁,因在路上走不动被杀害在民乐县的炒面庄。

赵文秀在山丹被俘,同时押送西宁陆军医院的还有陈明杰、姚才昌、薛秀英三个女同志。
 

 

先后送到陆军医院的有好几批女同志,大约40名。另外还有被俘红军医生三名男同志,一个姓黄,一个姓赵,一个姓刘。这三个男同志分配在医院做大夫,其他女同志分配做杂役,如倒屎尿,洗衣服,打扫卫生,护理伤病员等。我们40名左右的女同志编成三个班,由张福清、陈兰英、陈学书任班长,陈明杰任看护长管理着。

我们白天要全力劳动,稍有不对就挨耳光、脚踢和杖笞,晚上要被奸污,若不顺从,就随口加罪往死里打。一天,姓刘的医生对我们说:“姐妹们,要团结好,要互相照顾,要设法逃脱,这里不是我们待的地方!”自那次后这个刘同志再没见过,可能被敌人杀害了。

一天下午,马匪把女同志集合起来,站成一个单行队伍,把匪军下级军官也排成一个单行队伍,并将男女相向而站,对准者即为夫妻,不许挑选,由马匪领走。最后因匪少而女同志多,还余下六名,不知去向。我当时对了个胡子长得很长、年龄很大、个子很高的一个河州回回。我坚决不从而逃跑了。

中山医院

阎秀文——

我们被俘女战士惨遭马匪军奸污凌辱,押送西宁路上,鞭打刀砍不计其数。我们五六十人被送羊毛厂做苦工撕羊毛,撕不好就挨鞭打,年岁较大的女战士随时都被工头拉去奸污。我们做苦工,受凌辱,每天只能吃上两碗豆面糊糊。我们说:“你们杀就杀,这罪受不下!”

一周后,工头把我们召在一起问:“谁在红军当过护士?”我们20多个当过护士的被挑了出来送到中山医院。

在中山医院,我们洗绷带,打扫卫生,还要到陆军医院侍候马家军伤员。天下乌鸦一般黑,奸污女战士的事时有发生。每天大约五两粮,没有菜没有盐,早晚两餐各两个小馍馍和糊糊,吃不饱。大家身上无衣,脚上无鞋,晚上睡在土炕上没有被子盖,又饿又冻,因之更加怀念红军大家庭的温暖,一想起离开部队所受的凌辱就啼哭。有时回忆起革命战斗岁月,大家就高兴地唱起了国际歌和“鼓声咚咚红旗飘飘,战士们好英勇”……

一天早上,三个伪兵拿来一个红包袱,放在桌上要中山医院院长验收。他们把我们红军战士叫来,说:“这是你们军长的头,你们再闹就是这个样子。”大家非常气愤,说:“你们做啥,煮着吃嘛!”医院里有人说:“你们闹啥,里面还有哩!”我一看里面玻璃瓶里还泡得有一个吗两个,没看清。

此后,马匪军官背着枪来中山医院两次,叫红军战士排队出来,他们任意把女红军赏人做老婆,做佣人,最后,只剩下我和王海会、唐风安、邵桂英、阎秀珍五人。不久,又让我到中山医院内科主任金学道家当佣人两年多。金学道这衣冠禽兽,不仅奸污了我,还把生殖器放入我嘴里。他玩够了,把我赏给他的内亲米成德为妻。

军乐队

何成新、杨明杰——

马步芳军乐队约120人,其中红军失散人员40多人。红军失散人员一进军乐队,每天的见面礼是有理无理要挨三大马棒,先挨了打再说;再是揪耳朵,狠扭一放手,头碰到墙上,一碰头上就是一个大包,还不准哭叫。马匪军官对待被俘人员要打就打要骂就骂,永无休止地体罚,还要给他们当牛做马,打扫清洁,洗衣服,干勤杂,吃的是豌豆面糊糊汤。有些人后来到了张掖韩起功的一百师军乐队。何成新曾经到张掖韩起功的军乐队干了几年又回到西宁的军乐队里。

军乐队中尉分队长马生武——

1933年左右我去军乐队学吹号,当时军乐队属省政府秘书处管,主要负责马匪军官来去的迎送,群众结婚丧葬的奏乐。1937年夏天,马匪从羊毛工厂、义源工厂给我们军乐队拨来30名红军,全是十五六岁的男孩,来了也是学吹号。当时每月给工资二至五块白洋,吃的是一半白面,一半杂面。大约是1943年左右有三四人被分去小桥开开山机,三四人去军队训练班受训,余下有10多人。当时有的已结婚,军乐队还拨给粮食、煤等让其生活。后来这10多人向马继援要求回四川,马说,要问个主席哩!后来马继援说,主席准了,给他们每人发给10块白洋,他们带着家属回四川了。马匪还雇了汽车把他们送到兰州后让他们自己走。现在记得起当时在军乐队的红军有龚山珍回四川,唐进才回四川,田顾农回四川。
 

 

新剧团

王定国——

我们西路军总政治部前进剧团过了黄河以后,有干部战士八九十人,隶属总政治部宣传部领导。那时的宣传部长是刘瑞龙。

我们接受总部命令,至二十里铺的红九军军部驻地慰问演出。我记得是庆祝苏联十月革命节后不久,上级发给我们每人两块铜板。我们都舍不得花,全体人员将自己的铜板凑起来,买了些物品,准备慰问红九军在古浪战斗中负伤的伤病员。

12月5日清晨5点钟,全团人员和九军派来的几名保卫人员一行从县城出发,冒着隆冬早晨的严寒徒步行走,到达目的地时已经8点钟左右。不巧,因敌情变化军部已经转移。我们正在犯难踌躇,忽发现数里外大道上尘土飞扬,是敌人的骑兵赶来。大家调头朝西跑了一华里路,有一个大土围子就闯了进去。这个围子是郭家下磨庄,进去以后发现老百姓已外出躲避了。我们一部分人用杂物堵塞门洞,一部分人爬上房顶,占据庄门门墩,控制碉楼和庄墙,在庄墙顶部四周的围裙墙上整理了射击垛口。马步芳一百师之马步銮骑兵团(黑马队)向我们据守的围子涌来。

敌人不停地用步、机枪朝庄墙垛口射击,还有一门炮也向庄内打。两架敌机飞来周旋了几圈朝西飞走了。大家解下裹腿带连起来,七手八脚拧搓成一根绳子,从10多米高的围子上吊下去一个男同志。他爬过外围子墙,穿过围子南边的一块树林,冲出了敌人的包围圈。

时近黄昏,凶恶的敌人用密集火力朝庄内扫射。七八个敌人爬上了围子东面的一棵十五六米高的大杨树,居高临下朝庄内射击。正在屋顶指挥战斗的支部书记、政治指导员廖赤健同志在战斗最激烈的时刻中弹壮烈牺牲。战士们以满腔仇恨,奋起反击,把树上的敌人统统打了下去。敌人再不敢上树了,但火力更加凶猛,发起一次次进攻。剧团政委易维精,团长周汝功,副团长汪贤巨,导演任弼璜(任弼时的哥哥)等十多名干部战士相继英勇牺牲,还有不少战友负了伤。

整整一天,干部战士滴水没进口,粒米未沾牙。饥饿严寒胁迫着每一个红军战士,但大家一鼓作气,打退了敌人一次又一次的进攻。活着的每个人都滚打成土人儿,只有两只眼睛滚动。

敌人强制被俘西路军战士组成的新剧团旧址——

西宁市雷鸣寺街8号临近傍晚,红三十军八十八师郑维山政委派来的人说,要我们设法突围撤退。干部和年龄大一点的战士都牺牲了,弹药消耗殆尽,无战斗力,无法突围。我们在敌众我寡的条件下准备坚守到天黑以后再想办法。大家把武器砸折、分散埋了,只留些长矛、马刀、木棍,又搜集砖块、石头、瓦片作为弹药断绝后的武器和敌人拼杀。不料,夜幕拉下的时候,毒辣的敌人用汽油、柴火烧开了庄门,蜂拥而入。我们剩下的五六十人寡不敌众,全部被俘。

半夜,把我们解到马元海设在东十里铺一座庙里指挥部的后院关押起来。关押期间,总部曾设法营救我们,给马元海来了信,要求释放我们,他们不干。总部又以一条山战斗中俘虏的敌人工兵营为条件交换我们,马元海也不干。在这座庙里把我们关押了三四天后,押送到凉州新城,监关了很长一段时间。这些天里,让我们这些“共产丫头”挖树坑罚苦役,备受欺凌。不久,又将我们其中的一部分解押到青海西宁送给马步芳,逼迫组成了“跳舞队”。

任芝芳——

我8岁参加儿童团,9岁参加新剧团。河西战役时,我才13岁。我们从永昌去二十里铺演出,还没有走到,就被包围。敌人放火把门烧了,冲了进来。我人小,钻在桌子下面老乡的一个背GF3FB里,被敌人抓了出来。我们是被马步青的部队俘虏的,第二天到武威。在押送路上,几位女同志被马匪奸污了。这一次被俘的有黄光秀、何德珍、苟兴才。在武威10天左右,一半送到青海,一半留了下来。

何德珍、苟兴才都给马步青当了媳妇,我年纪小,跟她们当了丫环。何德珍后来被送给了一个姓马的处长,这个人新中国成立后被捕劳改了,何以后回了四川老家。我给苟兴才当丫环一年多,一次因我反对了她,她把我给了一个营长家当丫环。我15岁时,就和马匪部队一个喂马的结了婚。
 

 

刘明清——

我们被俘女同志编了一部分到新剧团,为他们跳舞唱歌。我记得新剧团人员最多时60人左右,后分配给甘州一部分,还有30人左右。我记得有黄光秀、党文秀、陈淑娥、安明秀、王定国、孙桂英、罗秀英、秋秀英、秦云杰、苟先珍、张琴秋和我等。

在新剧团,我们自己做饭,自己管伙食。每天都是杂面(青稞、豆面)糊糊,也没有菜。不仅生活不好,还经常挨打受骂。但我们是不甘心受压迫的,大家想了不少方法同马匪作斗争。

马匪让我们跳舞唱歌,但他们没有人教,仍让我们跳红军的舞,把红军的歌改几个字,用原来的曲调唱。我们红军有一首歌歌词是“鼓声咚咚,红旗飘飘”,马匪把“红旗”二字改为“国旗”,可是我们演唱中仍唱“红旗飘飘”。有时他们不注意,就过去了,有时听出来了,就把我们打一顿。挨了打我们心里也是高兴的,因为我们唱的还是红军歌。

还有首歌是:“马步芳在西北阻碍抗日真可恶,压榨人民心狠毒。我们要活捉马步芳,消灭马步芳,建立后方把日抗,收复失地才有望,共产党的好主张!”这首歌词是在河西战役时编的,我们一有机会就唱。有一次被马匪的人听到了,就吹哨子紧急集合。我们每人挨了一顿打,有的同志被打得昏了过去。

还有一次在山河会馆,举行欢迎白崇禧的晚会,让我们跳舞,还让马匪的“义女”(实为马步芳的娼妓)跳舞。我们跳的是红军的“海军舞”。为了表示我们的不满,就故意把鞋甩在前面第一排白崇禧的茶桌上,结果我们每人少不了又挨了一顿打。当时张琴秋同志曾对我和党文秀说,可惜我们没有一颗手榴弹,如果有,利用今天跳舞的机会,炸死他们有多好呀!我们牺牲也是光荣的,早死晚死,反正总有一次死。

西宁警察一分局局长马英——

党文秀经常到马步芳军部去跳舞,而马威是马步芳的随从、传令兵,又是姑舅表兄弟关系。马威就向马步芳要党文秀。

马威和党文秀于1937年秋在西宁结的婚。当时请了客,请了厨师,摆八大盘。黄光秀、陈淑娥、赵全贞等歌舞团的人也来了,还带来了舞蹈服装,在我们家里跳了舞。

结婚后,党文秀就住在家里,费玉秀(马英的大老婆,北京人,原为妓女)、莫枝华(马英的小老婆)、党文秀三人轮流做饭,每人一星期。

1938年秋天,有一天上午10点钟左右,我从警察一分局回来,看见党文秀穿着马威的灰制服,腰间围着子弹带,背着盒子枪,在大门口走来走去。党文秀一见我就赶紧跑回家去。

我回到家里,看见马威在睡觉,便叫醒骂了一顿。马威就把党文秀打了。我向马步芳做了报告,说马威把党文秀管不住。马步芳对马威说:“娶党文秀做老婆不合适。你们分开,你可以到女子师范去挑,你看准谁,我给你谁。”这样,党文秀就又回到了歌舞团。但是,过了一段时间,马威又把党文秀从歌舞团接回来。

党文秀接回来那天穿得很阔气,还带着包袱,是用骡子拉的轿车接回来的。马威当时没有钱,从莫枝华那儿要了一块银元付了车钱。

那天晚上,我正在一分局值班,马步芳来了电话,说找党文秀到军部去跳舞。当时在军部的还有马忠义、马步銮两个旅长及其他人,但党文秀被马威领走了。我告诉马步芳,我已两天没回家,不知道这件事。马步芳叫我赶快回家把党文秀找回来。同时马步芳还派了传令兵队长马有福、传令兵李生存来要人。

我带着马、李二人到家。马威一听动静,翻房顶逃走了。党文秀藏到厨房里案板下的窑里。我用手电一打,发现了她,就交给马、李二人带走。

过了一两天,我问马有福,党文秀怎样了。他说军长发了脾气,把党文秀枪毙了。

我的老三兄弟马威,我也把他找到了,叫他去见马步芳。马步芳因为与我们有远亲关系,就把马威开除,令他马上离开青海。马威离开青海后,在甘肃武威混了几年,以后回到了河州老家。
 

 

黄光秀被马步芳霸占,在他的玉石公馆住。以后因马步芳的儿子马继援反对,说如果他父亲不把黄光秀弄走,他就要把黄光秀打死。这样,马步芳就派马绍武用飞机把黄光秀送到四川去了。

陈淑娥嫁给了上校参谋牟文斌,生了一个孩子,后被马元海霸占。马元海带着陈淑娥乘骆驼到西藏、尼泊尔、印度等地去游历。回来后,把陈淑娥安排在贵德他的公馆里。

赵全贞后被马步銮霸占,新中国成立前夕由马步銮带到台湾去了。

孙桂英当时到甘州去了。

董桂芳——

我1933年正月参加儿童团,11月到红四方面军新剧团,在乐队里打“当当子”。当时新剧团有50多人,团长姓易,外号易莽子,个子大,是鄂豫皖的人。

剧团到一条山,我病了住进医院,跟医院到永昌。剧团被马匪俘去了。我出院后分配在供给部,到倪家营子又让我到三十军政治部当宣传员。人还不熟,就突围到梨园口,快到康隆寺时被打散。我藏到冰窟窿里,天亮后,看见到处是死人。民团搜山把我们18个人一起抓住了。我们女的没有武器,男的有武器也没有子弹了。

敌人把我们押到张掖大衙门,王定国她们已先关在里边。共有7个男的,14个女的。我记得还有孙桂英、陈桂兰、苏佩珍、蔡德贞、李玉珍、陈秀英。孙桂英四方脸,高个子,很苗条。敌人让我们站起队来,韩起功问:“共产党好还是马家军好?”我们说:“共产党好!”我们被打了一顿。

敌人的参谋罗平见孙桂英长得好,想要。韩起功不给罗平要给回族,孙桂英不同意。韩又说送她去凉州,是韩的清水副官送的。清水副官的女人是被俘女红军,过了几天哭着对我说:清水副官把孙桂英杀掉了,是奉韩起功的命令。

陈桂兰被分给了韩起功的一个参谋,苏佩珍被分给了韩手枪队的一个汉族传令兵。

蔡德贞和张水清结了婚。张水清的外号叫张九九。一天晚上,韩起功打发人来叫张水清,一去就没再回来。第二天,敌人装傻,问:“张九九怎么没上班?”蔡德贞说:“被你们的人叫去,没回来!”事后,敌人把蔡德贞卖给了回民阿訇。

陈秀英分给韩起功手下的人,不到一个月就喝大烟水死掉了。李玉珍也给了韩手下的人,到青海去了。我们“新剧团”那个男的李汉炳,被编到敌人的补充营,跑掉了,在张掖住过,1952年回了四川老家。韩起功把我分给手枪队的传令兵,叫刘根强,是河南洛阳县人。1943年韩起功调青海,刘根强带我逃了回来。我们无法共同生活,他常骂我是“老共产”,又找了个小老婆,我骂他是马匪。我们1956年离婚,他1958年被法办,去了新疆再没有音信。他那个小老婆也改嫁到新疆了。离婚时,我最小的孩子还没生。离婚后,我给人家洗衣裳,纳鞋底,挖大粪,后来又到搬运社。

一百师三百旅副官长赵述——

1937年夏,马步芳将“新剧团”的一部分约有十七八人送到张掖,交给三百旅旅长韩起功。其中有个女战士孙桂英,思想进步,意志坚强,对敌斗争激烈,所以马步芳对她很不高兴,暗示韩起功寻找机会将孙杀害。当时韩起功对我说:“武威骑五师师长来电报要孙桂英,你给马步青写一封信派副官韩世昌送到武威去。”

实际上韩起功对我说的完全是一套假话,暗中又给韩世昌另有指示:“你将孙桂英送往凉州,路经张掖东二十里铺时,在沙窝给枪杀掉。我早已派人在二十里铺沙窝里挖好坑了,枪杀后就埋在那里。”

据韩世昌说:“我在沙窝准备掏手枪时,孙桂英猛地一下把我的手腕握住了,争持了半天才击毙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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