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历史上最淫乱的时期
时间:2012-10-14 23:13:53  来源:秋水情感文学网 作者:于青  阅读:

所有在街头走向革命与狂欢的人们,所有在街头展示时代风尚的年轻人,在面对着无限远与无限近的未知未来时,都与马丁·路德·金一样呼喊着同一个口号:“我有一个梦想!”

所有在街头走向革命与狂欢的人们,所有在街头展示时代风尚的年轻人,在面对着无限远与无限近的未知未来时,都与马丁·路德·金一样呼喊着同一个口号:“我有一个梦想!” 文于青 一个多世纪以前,小镇青年兰波迫不及待地想离开他那因普法战争失败而变得死气沉沉的故乡。1870年8月25日,他在给乔治·伊桑巴尔的信中写道:“在外省的小城中,我故乡的城市显得极其愚昧。我彷徨、痛苦、狂躁、愚钝、神魂颠倒;我渴望沐浴灿烂阳光,无止境地漫步、歇息、旅行、冒险,总之,想云游四方。”1871年2月,这位引领了一个世纪后垮掉派运动的青年先驱来到巴黎斯特拉斯堡站,和那些将要走上街头的外省人一样,徒然地跑遍了大街小巷,却找不到任何机会。在饥寒交迫中,兰波带着空荡荡的理想回到家乡,结束了失败的出走。 这些来自外省的年轻人、首都的穷人以及兰波本人都没有想到,一个月后,巴黎街头就成了兰波们的领地——1871年3月,成千上万巴黎市民走上街头,占领首都,成立巴黎公社,建立了一个“社会主义民主共和国”。如同英国作家乔恩·萨维奇在《青春无羁》一书中所写:“无政府主义者占领了首都,年轻诗人们控制着警力,数以千计的年轻流浪者如飞蛾扑火般奔赴革命的巴黎。由于人数众多,公社被分成两个阵营:‘公社孤儿’和‘迷失儿童’。”而兰波本身的年轻貌美,与魏尔伦笔下那个留着“一头蓬乱的头发”及“蔑视穿着打扮的男子气”的叛逆形象结合起来,塑造出这位狂热于街头革命的年轻诗人“魔鬼般的美”——时年16岁的兰波加入了一支自由射手队伍,在革命的同时进行同样激烈的创作。 工业革命让年轻人蜂拥进城,年轻的工人们将街道变成他们的大秀场。一代又一代的年轻人通过街道互相打量、模仿与传播,创造、扩散并延续着属于他们的时代风格。 1893年,为纪念新大陆发现400周年,芝加哥举行世界哥伦布博览会。芝加哥之所以能击败圣路易斯、纽约和华盛顿成为举办城市,因为它彼时已经拥有3所大学、1400家旅馆、24家日报社、805辆进出城市的火车。这座工业城市的大街上装满了能够照明的煤气灯,高层建筑里配有电梯——在博览会举行之前,芝加哥的城市规模扩大了十倍。 工业化城市带来年轻人的聚集、消费主义的盛行、街道的丰盛。美国社会工作者简·亚当斯在《青年精神与城市街道》中写道:“工业化让大量的、来自世界各个角落的年轻人聚集到城市中去,在数不清的工厂车间中干活。在此之前的人类社会中,从未有这么多的女孩能够瞬间摆脱家庭的保护,在完全陌生的工厂里工作,一个人在城市街道上晃荡。这些脱离家庭的年轻人们通过自己的劳动获得金钱,凭借生产出的商品获得工业社会的重视。年轻人们第一次独立拥有了金钱,并摆脱家庭的看管——这让他们把钱花在某种恶习上,用以假装自己很快乐。” 拥有购买力的年轻工人们推动了流行音乐与城市剧场的发展。那些14岁就开始在工厂干活的少年人很容易在光鲜的流行歌星和廉价剧场上演的刺激故事中找到梦想。不同于将街道视为联系家与工作场所的过渡道的成年人,对年轻人来说,布满着广告、剧场、酒吧与舞厅的街道就像是一个公共T台,可以让他们在其中追求最为刺激的生活,并让整个城市成为年轻的背景——出版于1900年的《嘉莉妹妹》写出了19世纪街头最为流行的波西米亚族。在这群像嘉利妹妹一样从农村来到城市闯荡的野心勃勃的年轻人心中,贵族称谓并非只能由出身决定,才华和名气才是成为城市“新贵族”的重点。乔恩·萨维奇引用卢克·桑提的描述说,这些女孩“封自己为艺术家或单身贵族女孩,她们一边抽烟,一边啜饮吉安蒂红葡萄酒”。 1915年,《流浪汉》上映。卓别林扮演的这个悲伤的小人物,穿着“流浪汉套装”——完全不协调的皱巴巴的紧身上衣,搭配极不合身的肥大工装裤,竟然也成了“孩子眼中成年人的形象”,“孩子常常羡慕地仰望他”。电影的光环让一个来自街头的流浪汉变得生动并富有魅力,越发成熟的传媒与电影产业让城市中的青年人更愿意追求虚幻中的刺激生活。就像简·亚当斯观察到的:“‘去看戏’已经成为这些工业城市中的年轻人通往神秘与浪漫的道路,比起喧嚣的街道和拥挤的工厂,剧场已经成为名副其实的‘梦想之屋’,满足了他们对于更刺激生活的渴求。” 战争让年轻人不再相信未来,青年匪帮与时尚女郎占据街头,在现世的享乐中找回自己死于战场的青春。 一战的爆发,让一部分年轻人抱着梦想走上战场并丧生,另一部分则为了追求刺激走上街头,结成匪帮。在战争摧毁家庭、社区、学校之后,无处可去的年轻人重温着在小说、剧场、电影院中看到的刺激片段,成为格拉斯哥的街头匪帮、柏林的犯罪青年社团,甚至引起席卷全英国的少年街头暴乱。战争结束了欧洲的“纯真年代”,从战场上带着伤痛归来的年轻人不再相信未来会变得更好,他们更愿意在现世的享乐中找回自己死于战场的青春。 1920年,斯考特·菲兹杰拉德的《天堂的这一边》出版,以他的妻子泽尔达·菲兹杰拉德为代表的“摇摆女郎”变成了街头新风尚。这些女孩留着时髦的波波头,穿着长不过膝的裙子,戴上长串项链,化好艳丽妆容,左手夹烟右手举杯,在各种酒吧中随意跟或脆弱或惆怅的男人调情——而这种调情只是“为了好玩”。一战后美国的空前繁荣带来色彩斑斓的爵士时代,造就了以菲兹杰拉德夫妇为代表的时髦男女,他们以青春和外表作为筹码,尽情享受“美国历史上最会纵乐、最绚丽的时代”。 1933年1月30日,希特勒成为德国总理,大量追随他的年轻人在柏林进行了火炬游行。这些举着火炬想要创造一个新世界的冲锋队员,大多是在经济危机中失去工作徘徊街头的迷惘青年。与此同时,美国的失业青年流浪街头形成团体,英国则迎来了数量更为庞大的街头匪徒和基本由年轻人组成的英国法西斯党——他们的穿着甚至主导了一部分的街头潮流:匪帮穿宽大的牛津布袋裤搭配尖头皮鞋,法西斯党则从头到脚一身黑。 1939年,二战爆发。和一战时一样,参战青年战死沙场,街头青年组成匪帮。不过,战争并没有摧毁工业城市与就业青年的享乐。在《青春无羁》中乔恩·萨维奇提到1941年的一项“青年调查”,有一半的青年将赚来的钱花在唱片、娱乐、书、香烟、绘画和衣服上。18岁以上的男性参军去了,工作留给了女孩,这让女孩成了消费主力:她们穿着时尚的“有腰身没有领子的黑色外套、黑色超高漆皮鞋、全黑的袜子,背很大的黑色亮片包”。她们热衷于买化妆品,听爵士乐和摇摆乐,享受性的快乐,永远“只为今天而活”。 种族暴乱后,美国街道让位给民权运动。新左派学生走上街头后  1/12    1 2 3 4 5 6 下一页 尾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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