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造成了北宋靖康之耻:罪魁祸首是王安石
时间:2012-10-11 09:24:03  来源:秋水情感文学网 作者:  阅读:

核心提示:为什么靖康之难这么重大的一个历史教训,到我们的时代突然变得这么混乱,会有这么多人对这么严肃的一个问题信口雌黄?事实上,南宋以后人们对靖康之难进行了深刻的总结,并且基本认定其祸首就是——王安石。

本文摘自《铁血强宋》 作者:黄如一 出版:云南人民出版社

靖康之难,一个极其富强的宋王朝,突然崩盘,绝大多数人尚未来得及反应,就已经迅速跌落至谷底。这其中既有一些客观原因,但更多的是人为因素造成,靖康之难到底是谁造成的祸害,这个话题在南宋以后一直都很热门。

汉式帝国结构发展到宋代日趋完善,组织能力更加强大,所以宋朝创造出汉唐都远远不能望其项背的文明高峰,但仍有其缺陷,其中最严重的就是抗大风险能力。封建领主制民族将主权分散到许多个层叠的领主单元,所以组织能力很差,但其中一个甚至几个领主的损毁都不会造成全盘崩溃。而庞大的汉式帝国虽然组织能力奇强,但是高度统一的主权形式也将所有的鸡蛋放在了一个篮子里,一旦被敌军攻克国都,整个国家都陷入群龙无首的境地。

前代的汉唐面临的敌人很弱,做不出来这样的事,但时代发展到宋代,辽、金甚至西夏、蒙古的出现就有了将这种危险转化为现实的可能。而由于缺乏长城的稳定防御以及蒙古草原的现代化,宋帝国的国土安全远逊于前代甚至后代的明朝。虽然宋初通过强大的河北军,用无数儿郎的血肉组成新的长城,以步制骑,将强大的辽军挡在国门之外,但随着与辽帝国的百年和平以及西夏的崛起,宋军的精锐已经转移到陕西军,河北军的实战能力已经很差。

当失去辽帝国这个活长城又错信郭药师时,河北军再也无法像百余年前的潘美、李继隆那样抗击彪悍的女真铁骑了。而本来更加强大的陕西军,被牵制在广袤的西夏边境上,又突然失去了童贯这个主心骨,虽然也派出了一些部队救援中原,但始终没有对金军形成有效攻势,甚至被濒死的西夏人咸鱼翻身,战线东移了不少。

顺便说一句,有些人说宋朝“守内虚外”,为了维护封建独裁统治,不信任边将,把兵力都集中在都城,所以边防军战斗力差。但是我们已经看到,宋初的精兵集中在河北,后来在陕西,东京只有一些内卫、仪仗部队,靖康之难的发生,很大程度上正是都城守御虚弱,边防精锐来不及救援造成的。“守内虚外”的说法有,但恰恰是错误的。

当然,除了这些客观原因外,更多的是人为因素。类似情况发生在罗马、波斯、大明身上的时候,都是这些帝国自身走入弱势,实难支撑的时刻。而宋帝国却是在经济、军事形势一片大好的情况下主动崩盘,则不得不认为人为因素更多于客观因素。

靖康祸首首先想到的自然是童贯,这位宦官王确实在陕西战场立下大功,但他为了立更大的功,挑唆艺术家皇帝违背祖宗家训,挑开宋辽战端,自己创造了无数令人瞠目的纪录,也将文明葬送在了巅峰。而他的同伙蔡京、王黼、赵良嗣包括宋徽宗也都是主要责任人。

当然,这些人是直接责任人,但这一群思维方式奇特的人是怎么掌握国家大权的?这才是问题的根本所在。现在有些人把祸首认定为宋太祖、宋太宗,认为是他们阉割了中华民族的“尚武”精神造成了靖康之祸。甚至有人把责任扣在孔夫子头上,认为是儒学造成了汉民族的“文弱”。我还遇到过有人说是朱熹的理学造成的(注:朱熹在靖康之难三年后才出生)。为什么靖康之难这么重大的一个历史教训,到我们的时代突然变得这么混乱,会有这么多人对这么严肃的一个问题信口雌黄?事实上,南宋以后人们对靖康之难进行了深刻的总结,并且基本认定其祸首就是——王安石。

对,您没有看错,靖康之难的祸首正是“中国11世纪伟大的改革家”王安石。

很清楚,靖康之难的原因既不是什么“文弱”,也不是什么“守内虚外”,而是灭辽这个近乎弱智的决策。世界上有弱智存在很正常,但是弱智们掌握朝政就很可怕了,宋徽宗、蔡京、童贯、王黼这些人为何能够身居高位并且沆瀣一气,破坏宋帝国长久以来稳定的决策机制?很大程度上是因为他们都有一个共同的身份:新党。

熙宁变法我们前面一直没有说清,因为现在才是说清的时候。熙宁变法的具体内容完全正确,大多进入宏观经济学的经典教材,也是现代国家具体采用的经济政策,王安石的奇才堪与沈括、牛顿比肩。但是他试验这些工具的时候方式太过于激进,对经济的一时伤害尚在其次,而这场变法造成的“新旧党争”才是靖康之难的主源头。王安石除了千年不遇的卓越才华外,还拥有极高的人格,但非常遗憾的是他提拔的人却没有一个好东西。曾布、吕惠卿这些人不是真正的改革家,而是企图打着改革的名义攉取政治利益的投机分子。《宋史奸臣列传》中共有21人,其中14人在北宋,这其中又有12人都是新党人士。大家注意,“新党”、“旧党”这样的词汇并非所谓旧党人士发明,而是新党人士在朝廷内部人为划分出的阵营,政治投机商们便通过这样的阵营打击异己,提拔自身。宋神宗年轻时信任王安石,是新党的支持者,后期非常后悔,转而支持旧党。而其后执政的皇帝、太后在新党和旧党之间反复切换,将党争的风气推向了高潮,而最令人遗憾的是,最后的胜利者仍然是新党:宋徽宗。

虽然最后的新党不再像王安石那样不理智的强推新法,但他们的政治风气却已经形成。众所周知,权力的制约和内部平衡是一个权力主体生存的保障。按照宋朝的权力制约设计,皇帝、台谏、文官形成三足鼎立的制约态势,相当稳固。但是新党人士为了自身利益,无原则的和皇帝合作,压倒了反对势力,形成了制约很小的权力阵营。这种风气在曾布、吕惠卿身上已有体现,在蔡京、童贯身上更是发挥到了极致。按照宋廷的决策机制,做出一项战略决策需要通过很多环节,接受很多监督,并非某些人头脑一热就能通过。伐辽这种智力不正常的战略明显是某些人的好大喜功,在正常的朝政下是不可能通过的,也只有皇帝、首相、总司令沆瀣一气的时候才能通过。

宋朝的官不是这样的当的,中国的官不是这样当的,儒家的官不是这样当的。
 

中国长期以来坚持以儒家学说选拔人才,这是一套经过长期实践检验了的、稳定而又与时俱进的道德体系,不是由时人随意捏造的实用标准。在这套客观标准下,任何当权者都不能按照自己的意愿随意提拔符合自己思路的跟班,也就不会形成沆瀣一气的官场风气。但是这种机制也总有失误的时候,碰巧就被王安石给撞上了,造就了“新旧党争”,让一群小人假借“改革”之名行乱政之实。改革创新是一个民族进步的灵魂,是一个国家兴亡发达的不竭动力,也是一个政党永葆生机的源泉。没有改革,就没有进步,所以中国人一向认为改革是非常重要的好事,尤其是新中国的改革开放取得了举世瞩目的伟大成就,给了现代中国人太多的切身体会,以至于很多人分不清好的改革和坏的改革,经常一概而论。如果改革都是好事,那岂不是很没有技术含量的简单活?要操作好一场改革需要极大的政治智慧,并非唾手可得,很多水平不足的人就会把改革弄成坏事。比如庆历新政就是一场很好、很成功的改革,而其后的熙宁变法却是一场很坏很折腾的“改革”,虽然他的理论意义重大,但他对中华民族造成的伤害却难以弥补。韩琦、富弼、文彦博等重臣在庆历新政中都扮演过激进的改革者角色,但这些人到了熙宁年间却是熙宁变法的最坚决反对者,不是因为他们老糊涂了,而是因为他们深刻理解改革对国家和民族的重大影响,反对王安石这种急躁冒进的活动。  1/2    1 2 下一页 尾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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