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宏杰:乾隆盛世是泡沫 中国人是“做稳了奴隶”
时间:2012-09-28 22:27:41  来源:秋水情感文学网 作者:  阅读:

核心提示:乾隆一个人的盛世,是爱新觉罗家族利益最大化的盛世,并不是底层百姓的盛世,所以越是盛世,他越要把所有资源都握在手中,绝不放开。乾隆时代的中国人是“做稳了的奴隶”,只许有胃肠,不许有头脑。

 

本文摘自《北京晨报》2012年9月23日第A18版,作者:陈辉,原题为《张宏杰:盛世为何没能清除腐败》

残忍而多变的乾隆

北京晨报:乾隆前期与后期变化极大,这是为什么?

张宏杰:因为他善于总结历史教训,此外,他受《易经》影响很大,主张宽严相济,刻意不让手下明白他的想法,所以他一生都在变来变去。此外,和普通皇帝不同,他特别残忍。

北京晨报:在书中,您写到了他在西北的大屠杀,堪称惨绝人寰,可为什么后代文人反而大加赞美这么一个残忍的人呢?

张宏杰:因为我们有强人崇拜,只要是“做大事”,杀人越多就越是伟大,其实乾隆的有些行为与希特勒没什么差别,后代文人赞美乾隆,说明在我们的传统文化中虽有人道主义的基因,但离真正意义上的现代人道主义,还相去甚远。应该看到,专制主义的本性就是残忍的,从性格上论,康熙比乾隆宽厚许多,可一旦危及皇权,他也会变得很残酷,动辄灭族。所以说,残忍不是乾隆的问题,而是专制思维的问题。

为何错过现代化

北京晨报:乾隆达到了中国传统政治的顶峰,但恰恰在他手中,中国错过了现代化的机会,最“好”的皇帝却办了最坏的事,是什么造成了这样的死循环?

张宏杰:因为乾隆盛世是基于少数统治者利益最大化而设计出来的盛世。乾隆在精神上并没提供任何新的东西,无非是把传统的统治技术推到极致。而18世纪,人类文明主流是通过立宪制和代议制,“实现了对统治者的驯化,把他们关到法律的笼子里。”乾隆却完成了中国历史上最缜密、最完善、最牢固的专制统治,在他眼中,任何民间的自发性和主动性都是危险的,他强化的是对民众的驯化。如果当时专制统治不是那么密不透风,民间能拥有较大的经济、文化、思想空间,现代化有可能浸润这片古老的土地。

乾隆成功地建造了一个针扎不透、水泼不透的政治监狱,这个监狱塑造出来的国民固然驯服、听话、忍耐力极强,却无法挺起腰板,主动迎接世界大潮。乾隆时代的中国人是“做稳了的奴隶”,只许有胃肠,不许有头脑。

难以突破的鲜克有终

北京晨报:像历史上许多“明君”一样,乾隆晚年也陷入了昏聩、懒政、迷茫的状态中,这是为什么?

张宏杰:中国帝王都是人治的信奉者,绩效如何,依赖于统治者个人的精神振作与否,可没有内外条件的制约,个人的英明与自制根本无法抵制环境的纵容与腐蚀。由胜而骄,好逸恶劳,是人性不变的规律。盛世君主往往是集英明与昏聩于一身,理智与膨胀为一体。他们既是辉煌的创造者,也是衰落的罪魁祸首。

权力应该受约束,这本是很容易想明白的道理,但专制主义的特色就是不让人思考,而皇权是会让人上瘾的,戒都戒不掉,我今年还会推出一本书,叫《坐天下很累》,表面上看大权在手很潇洒,其实历代皇帝平均寿命很短,生活质量很低,在权力的重压下,人往往会走向变态。
 

 

盛世是一个巨大的泡沫

北京晨报:乾隆在达到盛世后,对盛极而衰充满警惕,采取了很多措施,为什么反而加剧了衰落的到来?

张宏杰:在历史上看,盛世维持的时间都不长,说明它不过是一个巨大的泡沫,压力越大,崩溃越快,结果又落入治乱循环之中。乾隆这个人责任感很强,他的忧患意识比历代皇帝都要强烈。但乾隆盛世的基础是将百姓牢牢地控制起来,这只是乾隆一个人的盛世,是爱新觉罗家族利益最大化的盛世,并不是底层百姓的盛世,所以越是盛世,他越要把所有资源都握在手中,绝不放开。

在自然界中,鲜花与毒草都会有,毒草也在为生态系统做贡献,可在乾隆眼中,毒草有威胁,一旦发现,立刻消灭,这固然是稳定了局面,却扼杀了一个社会应有的活力。乾隆时代遇到的挑战前所未有,即人口快速增长带来了巨大压力,传统政治中没有好的应对手段,如果放松一些,通过发展本可缓解这一矛盾,可乾隆却反其道而行之,自然会使危机加剧。

为压制意见,乾隆朝文字狱重点打击社会底层。据统计,康熙、雍正两朝文字狱30起,官绅、名士占三分之二。而乾隆年间,约130起文字狱中,72%出自社会下层。体现出乾隆对社会动荡的过度防范心理。

一代读书人的悲剧

北京晨报:书中张廷玉一章令人印象深刻,张廷玉甘为皇家秘书,乾隆反而屡加羞辱,是不是有点太过分了?

张宏杰:乾隆对自己的智力极度自信,认为自己是超人,相信真理永远在自己手中,相信自己可以超越普通规则。对他人表面上很礼貌,心底却缺乏尊重。对敌人或对手,喜欢像猫玩老鼠一样,随心所欲地捉弄够了再吃掉,这是专制者们生存快感的来源之一。

乾隆性格与张廷玉有相似之处,都很精明,所以乾隆不为其表面恭顺迷惑,总想戳破其自私的本性。乾隆是完美主义者,总想突破自然的界限,直接掌握属下的大脑。他极度以自我为中心,将世界看成是他的玩具,感情虽然丰富,却缺乏同情心,别人对他略有不忠,他便感到极度受伤害。

至于张廷玉,他看到体制太强大,感到自己无法对抗,从中又尝到了一点甜头,所以自觉地成了它的帮凶。如果当时士人携手,经过几代抗争,也许能撼动体制,但那一代读书人没有牢固的精神基础,都是实利主义者,看到抗争了,这一代也享受不到什么,加上刚脱贫,难免会被利益诱惑所征服,而西方知识分子许多从贵族转化而来,对物质的饥渴感没那么强。

反腐者却成了腐败者

北京晨报:乾隆早年致力反腐,可后来为什么他自己也变成了贪腐者?

张宏杰:乾隆初期采取了一系列强悍的专制措施,但并没解决传统政治中的基本问题——腐败。在专制社会想根除贪污,就如同让大海停止波动一样不可能。对于腐败,监督力量不外有二:一是儒学价值观;一是最高统治者的决心。

在乾隆晚年,这两个条件都失去了作用。在乾隆的不断打击挫辱下,官员们渐渐放弃了人格操守,而晚年乾隆精力不济,加上他带头腐败,为贪官们树立了榜样。仅仅十余年间,就完成了从纪律严明到制度性贪腐的转变。乾隆后期,腐败已成为体系性、体制性的腐败,这是基于制度而产生的,靠人治不可能得到根本解决。  1/2    1 2 下一页 尾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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