慰安妇:日军把我们当发泄工具 不少姐妹残废
时间:2012-09-17 10:30:01  来源:秋水情感文学网 作者:  阅读:

我原以为通过体格检查后,姐妹们便去干煮饭、洗衣服这样的工作了,哪里料到,就在当天晚上,院子外面来了很多日本军人,崔管事在门口忙着卖票,2元日币一张。买了票的军人进入院子,按票上的号,对号将我们拉到床上施暴。这时候,屋里哭声、骂声、笑声乱成一片。有几个姐妹坚决不从,极力反抗,结果被打得死去活来。这一天是昭和16年(1941年)3月16日,是我终身难忘的日子。

从我被破身的那天起,就成为日本军人的慰安妇了,天天都要接待日本军人,少时一天有三四人,多时十多人,日本军人根本不把我们当人看待,只把我们当成发泄工具。这种生活谁都受不了,想逃又不知逃往那里,加上日本人看管很严,也很难有机会。我曾经想到过死,但一想起家中亲人,想到来中国还没有见到自己的恋人,就打消了死的念头,忍辱活了下来。

昭和17年(1942年)1月底,那年我26岁,被抽出抚顺市“战地后勤服务队”,乘日本军舰离开抚顺南下。同行的有朝鲜、台湾地区、菲律宾姐妹共28个人,和我一起从家乡来的只有一位姓朴的小妹,她才20岁。不知道日本人要送我们去什么地方,只听说路途遥远,我幻想着到那边或许能见到自己的恋人,所以心情还算是好的。在军舰上日本人不让我们闲着,逼我们日夜不停地接待舰上的水兵。这年2月23日抵达海南岛的海口市。住在海口市中山路,在海口钟楼右侧,具体门牌、店铺记不清了,那个地方就在日军司令部附近。第二天,我到日本人开的照相馆里照了一张相,直到现在我还保存着。

我在海口市将近一年,同我一起在慰安所的有台湾妹仔和菲律宾妹仔。我们被逼在日军司令部附近的住地慰安所接待军人。晚上接客,白天也接客,当然晚上客来得多,来的都是日本军人,其他人是不准到这里来的。除此之外,我们每月都要轮流一次外出到较远的日军兵营去“慰问”,每批有10个或10多个姐妹。每次到兵营的两三天中,接客更多,有时不到一小时就要接待一个军人,连来月经时也要接客,由于不停地性交,姐妹们个个都面黄肌瘦,不少人病倒在床上,不能动弹,但只要稍有好转,日本人马上就强迫姐妹们再去接客。慰安所定期给我们检查身体,打针吃药。有的妹仔染上性病,下身溃烂臭气难闻,这时她的床位挂上红色的牌子,日本军士才不敢靠近。但有不少姐妹,得不到应有的治疗,造成终身残废。

昭和18年(1943年)1月,日军用军车把我送到海南岛南端的三亚市,住进红沙墟旁边的欧家园慰安所。这个慰安所是日本军队强迫民工盖起来的,里面共住有52个姐妹,中国台湾人和朝鲜人各占一半,而日本女人则安置在三亚市内的慰安所里。在这里我们过着以泪洗面的生活,遇到性格粗暴的日本军人,动作稍为慢了点就会遭到拳打脚踢,接待这种人只好随他摆布,搞得你死去活来,也不敢得罪他。偶尔也会遇上一个良心没死的日本军人,他玩得开心,事后还会悄悄给你塞上10元钱或更多一点日币。我来三亚不到两个月,就患上了疟疾,时冷时热,非常难受,但是照样还得接客。幸好慰安所管事泉井君对我较好,在我床上挂上红牌,我才得到休息和医治,我真感谢他暗中保护我。可是不久,经体格检查,发现我得的不是性病,泉井君被调走了,从此再也见不到他了。后来,调来一个姓金的北朝鲜人当管事,我从他那里了解到恋人的消息。金管事与我的恋人来中国后同在一个部队,一起在华北地区跟中国军队作战,金管事告诉我我的恋人到中国还不到三个月就战死了。我听到这个消息哭了几天几夜,后来大病一场,大病还没痊愈,日军就又强迫我接客。如此残酷的折磨,不死算我命大了。

1945年8月,日本国战败,日本兵一批批地撤离海南岛,我当时身体已经很虚弱,日本人就弃下我们不管了,个别生病体弱的朝鲜兵也被丢下了。就在那个混乱的时候,我结识了一位名叫石建顺的北朝鲜青年,1948年,我俩正式结婚,住在三亚市郊的荔枝沟。那时,每天我俩靠刈草卖维持生活,虽然经济收入少,生活清苦,但能够像一个真正的人那样自由地生活,比起昔日在日本人慰安所中的日子,真是有着天地之别。我和石建顺共同生活了7年,虽然没有一儿半女(在慰安所时身体被搞坏了),但那段生活还是很美好的。

1955年,与我相依为命的石建顺病故了,扔下我一个人。当地人民政府特别关怀我这个苦命的女人,在各个方面照顾我。1959年安排我到保亭县公路工区当养路工。我住在离保亭县城6公里的道班宿舍,那些年里修路、养牛什么都干。中国政府对我这个外国女人非常关照,给我发了“外国人居住证”;公路工区的领导时常关心照顾我,问寒问暖,退休后我照样领到在职时的百分之百工资,还住进县城公路工区职工宿舍,当时宿舍紧张,有些职工甚至领导干部还没有房子住,却让我先住。每当患病时领导特别关心,派女工专门照料我。“文化大革命”时我怎样了?还好。红卫兵知道我是外国人,对我还算客气,没有动我。你问我想不想回韩国,我早就说过,我不想回去了,在韩国我只生活25年,而在中国却生活了53年。中国政府和人民没有歧视我这样饱受屈辱的女人,大家像对亲姐妹一样对待我,我舍不得离开。再则我年老多病,工区领导连棺材也都为我准备好了。我也已经按中国人的习惯,准备了几套寿衣,我已无后顾之忧,死也无所谓了。我只祈望以后再也不要发生那可怕的战争。这是我最后的心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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