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学与历史
时间:2012-07-06 07:15:28  来源:秋水情感文学网 作者:萧鹿鸣  阅读:

我不做文学,因为不是天才。但我想谈谈文学,因为《驿站》的“历史的墙角”栏目缺稿。又因为不做文学者来谈文学,所以我谈的只是“管锥之见”而已。然而文学与历史有什么关系?“历史的墙角”庶几可以解释之。

说是“做文学”,这个“做”字我推敲了甚久乃采纳之。何故?在“文学”之前加上个动词以表达从事有关文学的活动的意思,我以为大抵有“玩”、“搞”、“做”、“治”四者。“玩文学”未免过于轻佻,有玩弄、亵渎之意。本人虽对文学不怎么“感冒”,但亦不至于此;“搞文学”未免过于随便,“搞”字有乱之嫌,况且另有歧义;而“治文学”则又过于严肃、沉重,仿佛遥不可即的样子;最恰当莫过于“做文学”,不偏不倚,中性,纯粹的动词。

历史上,乃至当世,“玩文学”者甚少。所谓“玩”者,需有下笔如有神的天才,兼而玩世不恭之意气。纵观青史流芳者,竟似无可当之者。“竹林七贤”的嵇康、阮籍或可当之,然玩世不恭有余而下笔有神则不足;李白亦可当之,但似乎对文学之玩弄、亵渎之意却无;最可当之者乃数鲁迅先生。他本人对文学并无崇敬之情,却以文学为武器,玩弄于股掌之间,堪为一绝;自称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李敖可沾点边,但若说是“玩文字”则更为恰切些。“搞文学”者有之,多为御用文人。《诗经》里“颂”的作者皆是,后有宋玉、汉乐府的官员。司马相如人虽潇洒风流,后亦沦为此类。其后历朝历代皆有,不胜枚举。“做文学”者乃为多数,大抵可一网打尽,其余“玩”、“搞”、“治”者都是漏网之鱼。如今文坛之芸芸众生,皆可称为“做文学”,是碌碌者。余秋雨的文化散文,二月河的历史小说,是其中运气好做的比较好看的少数。至于“治文学”者,则对文学恭敬有加,不敢稍有怠慢者。他们的精神另人敬佩,却过于死板。屈原是第一个,他虽为中国浪漫主义文学之开山鼻祖,其人则一点也不浪漫;杜甫算是一个,他的诗可谓字字千钧,沉重已极;因一字而“拧短数根须”者也算。其后好像是乏善可陈了。

以上“玩”、“搞”、“做”、“治”文学四者,可称为文人。本人却不是文人,连最低等的文人也不敢忝列,充其量这是沾染了一点文人的骚气而已。文学被称为“风骚”真是妙绝,屈原不愧为千古文章第一人,他早知道千古文人只一个“骚”字而已。恰恰因为一个“骚”字,却牵出了文学与历史的说不清、道不明的关系。

“历史”事实上是王侯将相的代名词。谁说劳动人民创造了历史?那简直是睁眼说瞎话!牵引历史前进方向的绝不是平民百姓,而是那些在民众前面指手画脚的“英雄人物”。历史不会记载平凡的民众,它记载的只是被民众供奉的领袖。历史人物除了王侯将相,其他多数就是文人士大夫了。文人得忝列青史,则不枉其战战兢兢、“日三省吾身”之功了。文人是可怜的,看屈原就知道。文人可怜,当然是因为文学本身就是可怜的。翻开史书,最与文学有关的,你发现的肯定是文字狱。文字狱恰好是文学对于历史的可怜地位的最佳体现。

上古时候仓颉造字,有了字便成文,有了文字便有了文学。我们这位创字祖宗断然不会预料到他的子孙竟然会发明文字狱。文字的发明,只产生了两样东西:历史与文学。历史使人明智,而文学除了惹祸之外一无是处。秦始皇焚书坑儒,是第一桩文字狱,亦是第一大文字狱。书焚而不完,儒坑而不死,汉朝董仲舒竟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秦汉真乃死敌,秦始皇必然要气的还生的。其后文字狱并未风行,但因文召祸者绝不在少数。明朝朱元璋时稍炽。这个大老粗流氓和尚出身,嫉恨文人之心自不必说。清朝文字狱最烈。《明史》一案牵连上千人,弄的人人自危。“清风不识字,何故乱翻书”一句诗便是杀身之祸。而后《红楼梦》也惨遭厄运,好好的一部千古奇书被弄的晦涩难懂,残缺不全。乾隆居然还能编成《四库全书》,真是怪哉!当赖纪晓岚之功。有人问纪晓岚,你大才子怎么不自己著一本书啊。他回答:好文章都被前人写完了。其实这是托词,纪大才子深知文易召祸,故明哲保身耳。他生平只做了三件事情:一是抽了一袋烟;二是编了一套《四库全书》;三是读出了一本《阅微草堂笔记》。他不著书,只读书而已,不愧为天下第一聪明人。明清时期文学无大发展,文人全去研究金石学、考古注释去了,全是文字狱之过。

文学向来偏安于历史之一隅,若妄图造就历史,必不得安。自屈子以降,无论是玩、搞、做、治文学者,得以善终者寥寥。史太公之《史记》,被鲁迅称为“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堪称历史与文学兼有的巨著,而作者却因此书而遭宫刑。司马迁真乃何其不幸!又是一大文字狱!陶渊明是明白人,不肯为“五斗米折腰”,“采菊东篱下”,方得以“悠然见南山”。他笔下的桃花源是何等的天堂,谁知他自己却是三餐不饱,四季不暖。自隋唐起天下以文章选士,须知八股文与文学并不同为一体。才如李白、杜甫尚且不遇,何况他人?杜牧只争得“青楼薄悻名”;南唐后主文才风流沦为一介武夫赵匡胤之阶下囚;宋王安石以文人之心想改变历史,后亦一败涂地;元朝一众词曲大家皆是穷酸之辈;明朝更是无文学大家,只有一部《水浒传》;清有曹雪芹,却是借米赊粥,“书未成而芹为泪逝”;近代一班文人凭书生意气改良与革命,俱无所成。当代之钱钟书、老舍等亦被“文化革命”弄的一塌糊涂。呜呼哀哉,当为天下文学之士一哭!

历史每翻过一页,必有文人的不幸与文学的哀鸣。如果历史是一座城,那么文学就是躲在墙角的孤独者。玩文学、搞文学、做文学、治文学,此五者,都该躲在昏暗的墙角里进行。如此说,“历史的墙角”即文学也。然而,近观世事,文学竟有一领风骚之势,大概要登上墙头了。不知当世事成为历史,是否依然如故,拭目以待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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