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面对强势文化的无奈与悲哀
时间:2013-04-11 09:09:35  来源:秋水情感文学网 作者:董桄福  阅读:

声明一下,这是一篇八年前的旧作,整理文稿时偶然翻到,随意一看,发现我们的文化状况并未有多少改观。当然,名词、热点都不同了,但是似乎还有一些参考意义,放在这里作为参考,或者对一段历史的存证。
   看了现在一股脑的国学回归热,更觉得感慨良多。
  
   从文化出版业看中国产业:交流的天平在瞬间失衡
  
    所谓交流,本来是指至少两个方面的积极互动。但是,如果其中一方的力量太弱,交流的平衡基本上是不可能实现的。世纪末的中国在文化、经济、政治、军事等方方面面的交流中所遭遇的竟然就是这样一种形势。外来文化势头凶猛,全面登陆抢摊中国市场,但国产文化产品却打不出去。我们不得不感叹,狼来了。
  
    不久前,一个朋友从海外回来,讲到他在国外逛了差不多两三百家书店的印象,发现基本上见不到中国人写的书籍,原文版凤毛麟角,就是翻译作品也大海捞针。这件事当然很伤国人的自尊。不过,冷静地想想,也是预料中的事。这么多年来,中国作家一直没有获诺贝尔奖,其中,翻译就是一个最大的障碍。当然,这不表示中国的作品一无是处,但是,这其中肯定有一些东西会让这个夜郎自大惯了的国民吃不消。
  
   正好,在遇到我的这位朋友以前,刚好有机会在全国走了一遭。就我所见,凡有书店之处,没有不卖外国作品的,且不说原版书,单说翻译作品,那是全中国大中城市书商们的父母官,维持书店正常经营的卖点支柱。这些书籍的来源之广同样让人瞠目结舌。著名“大家”的选集、全集不断变着戏法上市自不必说,就是并不太知名的“小家”也颇获出版界恩宠。最近上市的一套《克利斯蒂作品全集》,多达88册,价值1280元,装帧精美,设计高雅,很像是传世名著的样子,事实上不过是一些凶杀故事大集合。日本渡边淳一,因为一部《失乐园》走红,马上就有一大堆作品连续推出。即便是一本美国《读者文摘》也在国内除了无数精选本,我国发行量上千万册的《读者》杂志也能在美国,哪怕泰国、缅甸出几本精选本吗?《黑镜头》一炒再炒,已经出到第六册,且仿作层出不穷,一个“普利策奖”使中国成千上万人忙着掏腰包;《心灵鸡汤》覆盖中华大地,所向披靡,使多少国人在温软的生活故事面前耗费着宝贵的时光。当下是克林顿总统的“性”麻烦,斯塔尔的报告万人空巷地购买、传阅……从商业角度上讲,这也不足为怪。但是,对比我国作家、艺术家、影视明星在国外的遭遇,我们难免发自内心地感到深深的悲哀。试想,假如我们的作家创作出了一部不错的作品,也会有美国人、日本人如此卖力地炒作吗——哪怕仅仅只是炒作。美国、日本翻译家也会不舍昼夜地翻译,出版,再印制大幅的宣传海报:“中国××文学奖得主——×××先生巨著:《××××××》,被中国××电视台××杂志××报纸连续推荐,国内印数已突破××万册。”会吗?即便像曾经在国内现炒热卖的名家“废作”《废都》这种打了很多方框的作品,除中国自己以外的任何一个国家的出版商会像我们出版《世界“性”文学名著大系》那样趋之若骛地隆重推出吗?会吗?我想,即便作者贾平凹先生对此恐怕也不敢报以希望。
  
   这就如同我们的民族产业,电脑、电视、电话、手机、传呼、传真、汽车、药品、肥料……我们的产家不少,牌子也很多。但是有多少能走出国门,或者说,占据了中国市场的多少份额。统计起来恐怕不那么乐观。前久读到一则报刊资料,说的就是我国作为现代通讯工具的一个消费大国,非常有市场潜力,但是,我们为什么树立不起自己的名牌的问题。解决这些问题当然是复杂的。但是,又是不能不面对的。世界百强企业排行榜上,中国有几家企业能列名,全世界杰出企业家中,有几个是华人姓氏。这些都是问题,都值得每个中国人去思考,面对,并认真研究。
  
   文化的交流本来应该是双向的,各民族的文化在内涵、深度、表现形式方面可以南辕北辙,但很难简单地分出高下。可以完全不同,却并不能立判优劣。就如同中国历朝历代古董,大部分国人不以为然,还是经常被某些人高价盗卖到国外。这表明一个民族、国家的文化产品的价值。在“古董”问题上,我们当然是可以骄傲的。但是,说到现代,尤其是说到现代的文化产品,我们的无奈和悲哀就来了。在美国书店里几乎找不到一本中国书籍,凭什么中国大大小小的书店里的书架却被美国书籍抢摊,被法国书籍夺去地盘,被日本书籍占据门面?视野再扩开,看看音像市场,全国百分之百的音像店里都在经销国外产品,除香港制作的以外就该以美国的居多了。真正属于中国人原创原作的东西是那么少,不仅如此,质量还相当不尽人意。有限的几个“大家”要么很快江郎才尽,要么突然金盆洗手,要么就因为风流韵事、偷税漏税而名扬“艺”外。相对于香港,我们已经自卑不已了。那么多歌星、影星一下子全涌进来,大街小巷都是“天王”、“天后”在卖唱,我们差点就以为全香港人没有一个从事其他职业,全是玩歌弄曲搞影视的了。加上美国佬推波助澜,国人的创作更是被逼到了圈外。整个97年,我们都被香港、美国“大片”轮番轰炸,首先是《红番区》,接着是《亡命天涯》、《断剑行动》、《未来水世界》、《阿甘正传》、《谍中谍》、《纽约大劫案》……98年以来,这种情形也没有任何改观,目下正在炙手可热地炒作的《冒险岛》、《世纪特工》、《拯救大兵瑞恩》、《哥斯拉》都出自外国人之手。不仅如此,情形似乎更糟,差不多所有的影院、音像店都开始以美国票房排行榜作为宣传口径,招徕国人了,夹缝里的国产片既然制作水准上与“大片”相差甚远,当然也就不可能有抗衡的票房,偶然也有几部片子热过一下,比如《红樱桃》、《阳光灿烂的日子》、《红河谷》、《离婚了就别再来找我》之类,但是,与外片相比,无论从制作、炒作、票房的哪个方面看都只能算是二流的。换个角度说,即便这些片子已经达到国际水平,能长驱直入进军外国放映厅吗,能进入好莱坞吗?这个答案制作人比大众更清楚。
  
   世纪末的中国,在与外界进行交流的时候,彻底失去了平衡,散失了讨价还价的余地。这种现象不仅在文化领域,就是经济、产业领域也强烈地表现出来。中国文化界、经济界、企业界人士已经到了不得不面对这个问题的时候。
  
   我们能否将这种失衡扭转过来呢?
  
  
   寻根溯源:天平倾斜起因于人文素质、观念的反差
  
    话又说回来,我国出版家、影射厅经理、读者、观众之所以对老外如此厚爱,以至于不惜被掏空腰包。原因同样让人无奈与悲哀。我们的作家写不出高层次、高水准的作品。我们的先锋派其实不过是美、法、英等国作家20年代作品、观念的翻版。故所以,无论是先锋苏童、余华、刘恒、刘震云、池莉、徐坤、韩少功、叶兆言、张艺谋……都离不开马尔克斯、博尔赫斯、米兰•昆德拉、黑泽明、斯皮尔伯格……现实主义者们就更不用说了,除了继承了巴尔扎克、莫泊桑、高尔基的一部分衣钵外,自己增加的就是那种所谓的革命英雄主义,为社会做传声筒的拳拳之心。中华民族是一个理想主义色彩相当浓厚的民族,但是,我们却没有一个作家能获强调理想主义色彩的诺贝尔文学奖;也没有一个导演、演员能进入好莱坞,增取一个奥斯卡奖。高不成,那就就低吧,事实却是,即便走“下层”路线,我们同样比不上人家。《查泰莱夫人的情人》被国人看成“带色”作品,因而畅销不衰;《金瓶梅》也有类似嫌疑,但是否就一样在英国有卖相;台港武侠、言情小说几十年以来一直在大陆大行其道,直至使我们误以为全台湾人都写小说,全香港人都玩影视。金庸、梁羽生、古龙算是大师级人物了,评论界仍然只敢说:“凡有华人的地方就有金庸小说”,我们还不敢声称畅销全世界。全面低俗、大胆搞笑一派国人中当以王朔、陈佩斯流为最,什么《千万别把我当人》、《我是流氓我怕谁》、《太后吉祥》等等都玩出来了,可谓使尽了全身解数,但是只要往周星池等面前一站,立刻矮了30丈。说起来,周星池流搞笑已经是欧美搞笑大师的徒子徒孙了,欧美神怪片、鬼片之所以风靡世界,也并不是仅凭国势强大。虽然创意、制作、表演等等都与国家科技有关,但是,人员素质仍然至关重要。
  
    这些情况延伸到音乐界、美术界、体育界、广告界……结论不会有任何改善,反而只会加深我们的无奈与悲哀。细究起来,有涉及面越广就越伤心的态势。整个大陆的知名歌星甚至无法与台港相比,走遍大江南北,不断传唱的除了台港名角的歌曲,要么就是英语、日语腔调。摇滚乐世界风靡,中国只有崔健勉强可以撑点门面,至于黑豹、唐朝、眼镜蛇在国内舞台上都不敢说光芒耀眼,要是与猫王、披头士、杰克逊同台,那就只有充当报幕员的份了。情况已经如此了,我们的唱歌艺人却仍然没有更多地思进,反而经常在晚会上以录音代替亲唱;在生活里忙于写自传或者对付税务官,要么干脆玩一场接一场的爱情游戏。一旦需要上台了,却又把观众当候耍。当然了,好在历史的法则不是由几个歌星制定,一切把别人当猴的行为代价是最终自己变成猴子。
  
    美术界的情形如何呢?除了名声很古老的几个画家尚有余威,我们的现代画家基本上没有造成什么阵势。现在的情形是,我国差不多所有的画家作品汇集起来也卖不过一个文森特•梵高。现实主义和现代主义者们大多都忙于搏击广告市场,为内衣的颜色和文胸的线条操劳,最好的情形也不过是在“人民公社好”的基础上多了些暗色。前卫艺术家在毕加索、达利、蒙德里安等人的屁股后面兜圈子。民族画家则不停地贩卖花里胡哨的民族服饰。1989年,中央美术学院部分教师在中国美术馆举办的首次人体艺术大展可以说是盛况空前而让人们记忆犹新的了。但是,探究轰动的根源,大多却是艺术以外的事。那一次大展,首先给压抑了数千年的国人看到了女人的光屁股,极大地满足了窥视欲。轰动效应有了,从艺术的角度上却基本没有带来什么高级的建树。反而是事后模特儿依据《民法通则》第一百二十条对中央美院和中国美术馆提出的关于侵害肖像权的上诉吸引了更多公众的注意力。当然,对比之下,现在的美术界,连那时的辉煌也难以再现了。
  
    至于体育界,不说大家也心理有素了。旧事重提,势在必得的奥运会申办失利,已经大大挫伤了国人的自尊。近年来的足球赛事,又不断在我们累累的伤口上撒盐。几乎每一场球赛都是伤害。那个小小的球,可以在外国球星脚下言听计从,一到中国人面前,就赖皮起来,无论如何,它就是不进网。不得已恭请施大爷来执教,情形还是没有改善。中国人心底的这份无限的无奈与悲哀到下个世纪能减弱,消除吗?真的不敢预想。
  
    现在,把目光投注到似乎风风火火、热闹非凡的中国广告业,知情人马上会说,既不出色也不规范。虽然,比“实行三包,代办托运”阶段是大有进步了。但是,比之于外国广告业,我们不过仍然在河边遥望大海的风帆。前不久,有幸观看了一场名为“’98广告饕餮之夜”的大展演。长达5个小时在世界广告海洋里体验无与伦比的惊人奇观。百多元的票价在拿工资吃饭的我看来已经不菲了。但是,看完之后,居然没有半点后悔、不值的感觉。回过头来,再每天面对电视上唠唠叨叨的说教,更感中国广告业的无奈。玉溪红塔集团,从实力上说,称得上是亚洲级品牌。一个“天外有天,红塔集团”广告却被评为最差广告,除了悲哀又能怎样?催肥饲料的形象师是个胖子,广告语由他本人说出:“不是我吃,是猪吃”,有意拿人与猪并列,让观众作何感想?昆明神工床垫征集广告语,竟然连“神工企业,天天向上”之流也获入围奖了。蓝天牙膏广告“差不忍睹”,电视直销宣传“黄不忍观”……我们的广告策划人天天都在冥思苦想,广告主也在挑选挑剔、讨价还价。投入不可谓不丰厚,就是没有好创意出现。这一切,怎能让人不无奈,不悲哀。
  
    其实,如果我们把眼光放得再开些,谁都会发现,这种现象已经不仅仅只在文化界了。而是渗透到了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我国民族产业的发展跟不上外国的渗透步伐,消费者在购买一切用品的时候基本上维国外品牌的马首是瞻。举凡政治、经济、军事、科技,工业、农业、商业、副业诸方面都已经笼罩在强势文化的光环或者说阴影之下。我们的体制不土不洋,我们的经济受制于国际风云的变换,我们的军事实力差强人意,我们的工业正被外来产业鲸吞豪夺,我们的化肥不是来自日本就是来自加拿大,我们的日常用品几乎全被日本商家包揽。信息产业发展到现在,我们仍然没有树立起电脑、手机、传呼机、电话机等等的真正品牌。联想集团勉力而为,小有作为,长虹彩电起步不凡,但不知前路何往。几个策划家曾经指点江山,点遍中国,却无法真正点石成金,把中国推上世界经济大国、军事大国、文化大国的宝座。现在的情形反而是国外品牌长驱直入,民族产业丢盔弃甲。加上几年来屋漏偏遭连阴雨,贪官污吏海啃山吃,狂嫖滥赌;长江、嫩江报复滥砍乱伐,乘机大兴洪水,扰民作乱……
  
    文化也好,经济也好。表面看来,所有的变化都不过是一种现象,但是,当这种现象一旦变成一种规模浩大的活动,势必就会对一个国家、民族的发展带来影响。如果只是有几本国外书籍进来,几部国外影视作品进来,有几种外国产品进来,当然是正常的,但是,现在的情形已经不这么简单了。我们正在面对强势文化的全面攻击、覆盖。我们是否已经到了需要对此给予注视的时候。注视现在也就意味着对我们国家未来、民族未来的关注。
  
    一句话,在强势文化面前,我们却乎是相当柔弱的。就其根源,国家实力、民族人文素质,观念等的反差仍然是最根本的因素。我们说解放思想,更新观念已经有不短的时日了。但实际上,仍然相当落后。什么时候这一切不再停留于口号、形式,什么时候我们的民族产业市场才有可能有足够的实力于外来强势文化抗衡,也才能有生存、发展的余地。这是历史和现实充分证实的真理。
  
   强势文化强劲登陆:我们的国民怎样面对?做了些什么?
  
    强势文化是一个集合概念,是由一个国家、民族的全体素质创生的。探究强势文化的基础,毫无疑问是一个国家、民族的地位、力量。纵观当今世界,这一切又在经济、军事、政治力量上外现出来。从政治上,美国佬之所以能充当世界警察,到处指手画脚,就在于其经济上的富裕,军事上的强大。日本、英国、德国、法国也不例外。香港,弹丸之地,能成为世界大都会,世界金融贸易中心,与香港的经济实力更是息息相关。强势文化的传播实质上是一种看不见血迹的侵略。是一个打了你还要你心甘情愿支付手续费的事件。在中国,这种事件却不断重演,号称这个世界上最爱国的中华民族面对这样的侵略是否已经开始寻找对策?
  
    强势文化的攻击力量是相当巨大的,而且范围相当广泛。以上所举不过是几个小小的例证。如果我们把眼光再放开些,就会进一步发现,强势文化的影响已经无处不在了。从理智上讲,我们很应该倡导早期的朱自清先生“饿死不吃美国救济粮”,现在的张承志先生“无论如何不用日本货”的精神。但是,这同样相当可笑。就书籍一项,随遍看了一下自己的书架就发现,其中80%以上都是外国书籍,举凡文学、哲学、科学各类图书,出自于中国作家的实在不多,珍藏的音乐磁带、影碟、电脑光盘中也是国外的占据了大半,使用的家用电器也出自老外之手。这倒并非我不爱国,不读国产书籍,不看国产影视,不听国产歌曲,不用国产产品,实在是国产的数量、质量都并非全可足观。仅以读书界为例,我们的出版业虽然发达,但真正的好作品却百年难遇。那么我们的作家、艺术家、企划人、企业家都在干些什么呢?贾平凹先生是我早期较喜爱的作家之一,一部《废都》出笼却损了大半形象。前不久还在一份读书周报上读到一则消息,说某些作家不过有几十篇文章而已,却翻来覆去的出版集子,今天的集子以这篇文章的标题为书名,明天的换一篇文章的标题作书名。这样,像贾先生这样的作家虽然只写了70多篇散文,却已经出版30多本散文集了,读到这段文字使我很难过,却也毫无办法。类似的情形包括像我所敬爱的另一个作家余秋雨这样的先生也不能幸免,一本《文化苦旅》,我是费了很大工夫从北京买到的,但是后来的《山居笔记》、《秋雨散文》、《秋雨雅声》、《霜天话语》、世界华文散文精品《余秋雨卷》以及别的一些集子里,总是有很多篇章似曾相识、的确相识,也就不可能把所有集子收之于架。诗人韩东也曾是我较喜爱的诗人之一,在他还在过“寂寞的乡村生活”的时候他很杰出,也很可爱。但是,现在突然变得让人不敢相认。动辄说人“强奸”他,遭了如此不齿的委屈还要在报刊上作王婆的骂街相(详见西安《文友》杂志98年6期韩东大作《反对强奸作者》,《文友》第10期有一篇轮子先生的《反对韩东亵渎读者》已经对此事件进行了“审理”,此不赘叙),让我再花钱买他的“遭奸控诉”,让我如何做得出来。马中欣,96年前没有听说过,据他自己介绍是个“旅行家”,这当然很好。遗憾的是我听说他时已经变成一个让人讨厌的家伙了。万里追踪三毛“真相”,写了一本名叫《三毛真相》的书,向死去的朋友下手。除了借名出名和赚取孔方兄的目的可能实现外,从哪个角度看都是无聊弱智的产物,半点文学常识没有。我很当心,下一步,马先生可能要考证曹雪芹的有关情况了,说不定还要向金庸下手。金庸98年3月才第一次来大理,他的作品里那些关于无量山、点苍山、段氏家族的“虚构”肯定使马先生很气愤,进而就会为全世界的华人声张正义,揭露金庸的“骗局”。对此,我又如何敢买马氏作品上架。98年5月,图书市场上突然出现一本署名“安顿”所著的《绝对隐私》,紧接着,又出现了《非常隐私》、《单身隐私》、《贞操隐私》、《相对隐私》、《男人隐私》、《女人隐私》、《情人隐私》、《女大学生隐私》、《隐私隐秘》、《婚内婚外》、《情人现象》等大堆的热炒作品。据《绝对隐私》的责任编辑邵东说,《绝对隐私》这个书名是他取的,《婚内婚外》的责任编辑徐晓则说,《绝对隐私》是他策划的(参见《深圳风采周刊》1998年11月2日出版总247期P18—19)。如此的隐私“策划”、“虚构”,让我如何愿意买。如此,中国稍有品位的读者宁愿掏钱给老美、老法、老德、老日也就顺理成章了。米兰•昆德拉毕竟多次诺贝尔奖提名,《黑镜头》毕竟得过普利策奖,《心灵鸡汤》也是美国读书时报的上榜读物。说到民族产业,我们也出了数量不少的企业家,也推出了很多优秀的产品。但是,大约也是由于民族自身的历史惯性使然。这些人中的大部分很快就会失去活力,或者干脆变质腐化了。也有一部分人由于太出色,难免就遭遇中国式的“枪打出头鸟”的麻烦,甚至因此就被毁了。检视这几年的企业界、经济界热点。可以说,英雄辈出,但是,英雄很快就会落寞,这一点似乎也成了中国特色的一部分。大邱庄禹作敏是我们眼前的第一个“英雄”,创造了中国第一个“亿元村”,遗憾好景不长,很快锒铛入狱。牟其中在商界脱颖而出,把生意做到天上,靠普通的日用品把外国飞机也弄回来,一下子成为传媒焦点,成千上万人效法。可惜,现在的牟其中却被称为“中国首骗”,让百姓难辩“英雄”的真假。前任云南玉溪卷烟厂老总,被称为中国烟王的楮时健曾经在烟草界呼风唤雨,为云南创造了高额的财政收入,为国家上交了上亿的利税,谁又能想到突然就东窗事发呢。体育界的马骏仁教头当年是多么风光,谁曾料想我们如今要面对那么些真真假假的所谓“马家军内幕”。由于这种种原因,中国人不太愿意信赖自己的文化,不太买自己生产的产品,不太喜欢使用自己的品牌。转而把信任投到国外。似乎国外的文化、产品比纯粹的商业炒作多了一些可靠的因素,也因此老外才能从中国市场上赚去大量人民币,可以进一步去强化他们本来已经够强的文化、商业、经济、军事……
  
    面对这样一种状况,我们的作家艺术家、企业家、经济学家、策划家有何感想呢?
  
   振兴国力,提高素质:全面的抗衡、拯救才有希望
  
    据说,国外的电影人随便拍摄一部影片就可以投资上千万甚至上亿美元,这在中国目前的情况下是断然不可思议的。即使投资了,其中很大一部分也及有可能被我们的导演、演员、部分官僚在影片之外糟蹋掉。手头正好有一则消息,说的是几个官僚大慷国家之慨的事,48小时吃喝嫖赌超过一万。随便一本好书的出版可以让一个作家过一辈子的舒适日子,这在中国大陆更是天方夜谈。中国文化人的收入底得不忍说破。笔者曾在台湾《联合报》发表过几篇千字文,收到的稿费每个字折合人民币1.20元。那还只是台湾,是中国的一个特殊省份。听说好莱坞导演给剧作家支付的稿酬以百万计。拿企业界来说,许多人愿意到外企谋职,除了外企能提供一个相应广阔的工作空间,比较优厚的工资待遇,较好的工作条件外又有什么呢。但是,只要这一点我们的企业已经无法比拟了。我们的国营企业大多在吃老本,甚至亏本经营;我们的集体、个体企业虽然发展较快,却在名目繁多的各种上缴费用面前不堪负重。没有经营多长时间就不得不考虑关、停、并、转。从这些现象我们能否看出一些名堂来呢?思想是重要的、创意是重要的、充分敬业是重要的、人文素质是重要的,但是,重要中之重要者还是一个国家的实力,要建设自己的强势文化,就如美国一个商业奇才所写的一本书的观点:“赢家通吃”。这个社会就是这样一个“赢家通吃”的社会。国势强则文化强,可以通行世界。国势弱则文化也无力,只能龟缩在夹缝里,逐渐退化,被同化,然后失去声音、语言,最后消失。
  
     世纪末中国,狼真正来了。
  
    我们没有一天不面临强势文化带来的压力和威胁;没有一刻不感到面对强势文化的无奈和悲哀。无论我们走到哪里,强势文化的声音都很嚣张、很刺耳;相比之下,我们自己民族的声音却很弱、很淡。我从来不排斥外来文化,相反,我始终认为文化本身应该是一个世界共同体。即使交流也一定是双向的,相互的。但是,事实并不像我们所想象的那样美好。文化的交流也分出了与国力成正比的档次。我们也许曾经是伟大的、辉煌的,无与伦比的,现在却衰弱了。我们的书籍换不来日元,我们的影视无法变成美钞,我们的音乐作品很难在德国舞台上演唱,我们的产品打不出去。我们虽然有的是人,却无法拿出最优秀的东西与强势文化抗衡。此情此景,怎能不让我们无奈与悲哀。
  
    中国,曾经是,应该是最宏伟的国家之一,应该有自己的文化强势。现在却被挤兑到了只能赶国外文化潮流的地步。谁?怎样?什么时候?中国也以自己的强势把玩世界,让老外们赶中国牌子的文化潮流呢?我们呼唤着,期待着,奋斗着。但是,我们不敢肯定,是否会有这样一个未来?
  
  
   1998年11月23日于云南大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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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QQ:2758976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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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友顺天应时B 跟帖

  中国现在写小说的作家,已经多到数不胜数,一片欣欣向荣的景象。可是,在世界却没有一篇中国人的优秀作品。其实各位作家却没有发现,对与现在的这些文章,光顾的人很少,即便有人在阅读,也是集中在男欢女爱的作品上,很少有人关心作品的艺术性。我们是在自己欺骗自己,在做无用的功。

  现在的小说,在互联网时代,已经走进了读书文化的瓶颈,喜欢读书的人愈来愈少。而且,优秀的作品被政治审查挡在了门外,很多作者为了追求生存,放弃了创作的原则,迎合政治的需求,迎合出版社的要求。究竟是有饭吃是第一的,才能有时间去创作。

  中国的文艺人,战战兢兢地应付着政治的需要,如履薄冰的回避着政治的高墙。一些杂草捧为阳春白雪,一些作家昧着良心,写出了弥天大慌的文章,可是,他们的胸前挂满了军功章。在杂草丛生之地,艺术垃圾堆积如山。再后来的一代一代的作家,只能吃着这些垃圾成长,吃着那些被呕吐的污物,来当做养料继承和发扬。

  莫非文艺真的应该是革命的一部分吗?或者说艺术只能得益于工农兵方向,而不能得益于社会的进步,道德的低下比“穷”还可怕,创作自由才是作家的生命。

  作家的路,已经不是这些是生活型作家能走通的,这类作家是生活在底层的平民作家。他们一般无职也无权,生活在社会的底层。这类作家中,既有生活在乡村的基层干部、知识分子、农民、小商人,又有生活在城市的普通知识分子、工人、农民工,既有羁旅军旅生涯的军人,又有供职于国家机关的普通公职人员,又有供职于企事业单位的管理人员与普通职员。这些人的作品,挣扎在各个网站,盼望能出人头地。

  而那些最有办法出版作品的是:官僚作家。这类作家,身兼官员与作家的双重身份:既是官员,又是作家。他们有的身居高位,担任中央或者地方的高级领导职务,譬如说党和国家领导人、省部级高官、厅局级官员,有的身为国家中层官员,譬如说担任地市级领导职务、处局级领导职务,有的身为基层官员,譬如说担任县市级领导职务、科局级领导职务、乡镇领导职务等。
  有的作家,担任中央的部长或者省委书记、副书记,有的作家担任市里的书记或者副书记,有的作家担任市里的市长或者副市长,有的作家担任厅长或者副厅长,有的作家担任局长或者副局长,有的作家担任市公安局长,有的作家担任镇财政所长……。

  其次是是纯粹意义上的文化人、文人作家:这类作家往往供职于大专院校、报刊编辑部、创作机构、文艺单位、文化团体,从事文学专业创作、文学编辑等专业文学工作。比如:贺敬之、赵树理、丁玲、李季和《小二黑结婚》、《李有才板话》,《太阳照在桑干河上》,《王贵与李香香》,《白毛女》……

  还有一部分作家是学者型作家:这类作家往往供职于学术研究机构、大专院校、科研单位,从事学术研究或者理论研究方面的工作。有的作家是科学家,有的作家是工程师,有的作家是理论家,总之,这类作家首先是学者。

  后三类作家,成为了利益集团的主流。他们把持着宣传、审查、出版的大权。文艺不是革命斗争的工具,更不是为谁服务的领地。在中国的社会里,知识分子既不是最无知的,也不是最肮脏的,他们是中国人民中的一员,是无需被“改造”的。文艺就是要表现人性普遍的道德,人性的普世价值,是没有阶级属性的。所以艺术应该揭露我们生活里的阴暗面,所以,我们有理由要求在自己的专业领域里守住一种良心的底线,保存一块净土。一些优秀的作品,被排挤出普世价值的文化。中共十七次六中全会上,提出了推动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进一步兴起社会主义文化建设新高潮的口号和目标。可是,践行起来,谈何容易!如果继续抱着为利益集团张目,构建党文化和发展专制文化的目的,那么,这样的高潮,还是永远不要来得好。

  【索尔仁尼琴】:在这个世界上,最令人悲哀的莫过于一个民族的文学生命被暴力所摧残。它不单是禁止舆论自由,而是强制性地桎梏一个民族的心灵,并根除其记忆。在此情况下,整个民族就如同行尸走肉!这样的文化高潮之后,只能剩下中国文化已死,有事烧纸的废墟。文化废墟上的中国,即使再繁荣、再强大,也就是一次行尸走肉般的意淫而已!在中国这样的文化氛围,中国的文学作品永远也不会走向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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